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企業創新效應探討
論文堡
日期：2023-12-20 21: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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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企業創新效應探討——以a與b醫藥制造公司為例
本文是一篇財務管理論文，本文通過全行業上市公司數據以及醫藥制造業a公司與b公司兩家案例企業的創新情況研究，分析了財稅[2018]99號研發加計扣除政策對微觀企業的影響，提出了研發費用操控與研發信息披露對該政策創新效果的影響及其作用機理，并從政府和企業的角度提出政策的優化建議。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1）研究背景
當前我國進行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十九大號召“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的背景下，企業都在力爭“創新”以達到不同的目的。其實研發加計扣除政策，一項為鼓勵企業創新而出臺的稅收優惠政策，可以追溯到1996年，我國為了推行“加速科學技術進步”戰略，財政部和稅務總局本著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以及增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目的聯合發布了《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促進企業技術進步有關財務稅收問題的通知》，此通知的頒布，意味著我國首次對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問題進行了明確。2008年，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優惠政策被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納入，這意味著該政策首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確認，更是證明了我國法律舞臺上正式多了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這個新成員。
隨著社會的發展，研發費用核算范圍不斷擴大，財稅［2013］70號規定將加計扣除政策試點結果推廣至全國范圍；2015年，財稅［2015］119號文件頒布，該文件將享受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企業的適用范圍進一步放寬，并首次明確了“負面清單1”制度，對國家推動“雙創”戰略產生重大意義。
到了2017年，根據財稅［2017］34號規定，科技型中小企業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間，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提升至75%，稅收優惠力度進一步擴大；在2018年9月20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科技部為了進一步促進企業進行研發活動，提升國家綜合實力，聯合發布了財稅［2018］99號政策，該政策擴大了享受加計扣除比例提升的主體范圍，新的適用范圍包括了除負面清單外的所有行業的企業；隨后2021年的研發加計扣除政策也只是在財稅［2018］99號政策上的延續。
.................................
1.2 研究思路
通過文獻的整理，發現目前學者對加計扣除政策經濟后果的研究還不足。學者研究時由于樣本選擇不一，基于地區企業、或是高新技術企業等；研發方法不一，通過問卷調查、統計數據整理或實證研究等，這使得學者們得到的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經濟后果結論不一，并且存在實證研究時沒能夠理清真正享受加計扣除政策的企業與沒有享受到加計扣除政策企業的區別，這都會導致結論的差異；與此同時，學者的研究認為研發費用操控可以解釋加計扣除政策達到其預期創新效果不理想，但是并沒有對研發費用操控的動機及影響進行深入研究，并且研發信息披露對加計扣除政策實施效果的影響也很少受到關注。
從文獻整理中發現了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即財稅[2018]99號政策真的提高企業創新效率了嗎；實施費用操控與沒有實施費用操控的企業間在政策實施效果上存在差異嗎，差異體現在哪里；實施信息披露與沒有實施信息披露的企業間在政策實施效果上存在差異嗎，差異又體現在哪里呢；帶著問題出發，整理本文的理論基礎，展開大樣本與雙案例的研究。實證部分探討財稅[2018]99號政策的實施效果，選擇雙重差分法檢驗了上述問題，發現檢驗結論與預期一致，且均通過了安慰劑檢驗、改變窗口期的穩健性檢驗。
在此基礎上，由于醫藥行業研發投入高但創新效率較低，信息披露相對健全等特點，選擇該行業內a公司與b公司兩家企業作為案例對象展開探討，檢驗財稅[2018]99號政策在兩家醫藥行業的執行情況，深挖加計扣除政策效果及研發費用操控與研發信息披露的相互作用關系。最后，從結論出發，對政策的實施后果進行評價，同時從企業與政府的角度提出建議，希冀為我國實現高質量的自主創新發展盡自己綿薄之力。
................................
2 文獻綜述
2.1 加計扣除政策的影響因素及經濟后果
2.1.1 加計扣除政策實施效果的影響因素
在我國激勵企業研發創新的政策體系中，研發加計扣除政策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企業的創新積極性、技術創新能力等因該政策的存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針對研發加計扣除這一特定政策，自出臺以來便備受學者們的關注，通過探究該政策的創新效果，發現該政策對微觀企業的創新效果既受到宏觀因素影響，又受到微觀因素的影響。
宏觀因素方面，學者們研究發現地區的市場化程度、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投入程度、稅收監管力度等方面都會影響政策在該地的實施效果。東部地區企業創新績效因稅收優惠政策而提高的幅度比其他地區更為明顯，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其政策帶來的研發投入提升越明顯（李坤和陳海聲，2017），崔也光和王京（2020）認為長三角經濟區研發投入促進效果相比于京津冀與珠三角更為顯著，劉笑霞和李明輝（2009)的研究則認為區域的教育投入程度越高，其所受到的稅收優惠政策的實踐效果越明顯。李艷艷（2018）通過對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嚴格的稅收監管不利于研發加計扣除政策微觀創新效果的實現，會抑制企業研發投入的增加。
在微觀因素方面，學者們認為加計扣除政策的經濟后果有會受到企業生命周期、企業規模、產權性質、公司治理、財務指標等微觀因素影響。王璽和劉萌（2020）以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得出研發加計扣除政策有效促進企業績效的提高，其作用效果因企業生命周期的不同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任海云和宋偉宸（2017）在此基礎上提出加計扣除政策對成熟期企業的激勵效果最高，并且低技術行業得到的激勵效果會比高技術行業的企業高；林洲鈺等（2013）的研究結果顯示，相對于大型企業，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受到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影響會更大一些；philipp boeing et al.（2015）認為中國a股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得到的稅收優惠政策促進研發投入的效果更好，其能在自主研發的項目中得到更多的利潤。甘小武和曹國慶（2020）提出“在加計扣除政策實施后企業資產負債率、凈資產收益率、企業規模都會對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投入有較為顯著的影響”的觀點。賀康等（2020）在上述的基礎上，將影響因素整合，研究得出“大規模企業、非國有企業、非高新技術企業受到加計扣除政策效果更好”的結論。
.................................
2.2 加計扣除政策與研發費用操控的關系
2.2.1 研發費用操控的特點
研發費用操控，具有隱蔽性、普遍性、常發生在第四季度等特點。首先，研發費用操控相較于應計盈余管理與真實盈余管理具有更強的隱蔽性，企業研發費用操控常發生在經常事項和非經常事項之間。投資者對經常項目損益過度關注而忽略非經常項目損益的影響，導致企業一旦進行研發費用操控，投資者很難發現這一行為，進而體現了其強隱蔽性的特點(ronen，j. and s. sadan，1975)。
其次，研發費用操控具有普遍性的特點。behn et.al（2013）依據40個國家的數據驗證了研發費用操控的普遍性，而newton and thomas（2011）認為非營利組織也會像營利組織一樣利用費用科目歸類來操縱利潤。另外，研發費用操控的普遍性還體現在企業對研發費用歸類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企業可以通過劃分研發投入資本化與費用化的金額，虛增研發費用，操控會計信息，進而達到避免外部監管等目的（傅紹正，2021）。
最后，研發費用操控常發生在第四季度。fan et.al（2010）的研究認為研發費用操控主要就是將企業主營成本類、期間費用歸類為企業的非經營項目損失，并且該行為主要發生在第四季度。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1）研究背景
當前我國進行大規模的減稅降費，十九大號召“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的背景下，企業都在力爭“創新”以達到不同的目的。其實研發加計扣除政策，一項為鼓勵企業創新而出臺的稅收優惠政策，可以追溯到1996年，我國為了推行“加速科學技術進步”戰略，財政部和稅務總局本著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以及增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目的聯合發布了《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促進企業技術進步有關財務稅收問題的通知》，此通知的頒布，意味著我國首次對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問題進行了明確。2008年，研發費用加計扣除優惠政策被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納入，這意味著該政策首次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確認，更是證明了我國法律舞臺上正式多了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這個新成員。
隨著社會的發展，研發費用核算范圍不斷擴大，財稅［2013］70號規定將加計扣除政策試點結果推廣至全國范圍；2015年，財稅［2015］119號文件頒布，該文件將享受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企業的適用范圍進一步放寬，并首次明確了“負面清單1”制度，對國家推動“雙創”戰略產生重大意義。
到了2017年，根據財稅［2017］34號規定，科技型中小企業在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間，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提升至75%，稅收優惠力度進一步擴大；在2018年9月20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科技部為了進一步促進企業進行研發活動，提升國家綜合實力，聯合發布了財稅［2018］99號政策，該政策擴大了享受加計扣除比例提升的主體范圍，新的適用范圍包括了除負面清單外的所有行業的企業；隨后2021年的研發加計扣除政策也只是在財稅［2018］99號政策上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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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思路
通過文獻的整理，發現目前學者對加計扣除政策經濟后果的研究還不足。學者研究時由于樣本選擇不一，基于地區企業、或是高新技術企業等；研發方法不一，通過問卷調查、統計數據整理或實證研究等，這使得學者們得到的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經濟后果結論不一，并且存在實證研究時沒能夠理清真正享受加計扣除政策的企業與沒有享受到加計扣除政策企業的區別，這都會導致結論的差異；與此同時，學者的研究認為研發費用操控可以解釋加計扣除政策達到其預期創新效果不理想，但是并沒有對研發費用操控的動機及影響進行深入研究，并且研發信息披露對加計扣除政策實施效果的影響也很少受到關注。
從文獻整理中發現了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即財稅[2018]99號政策真的提高企業創新效率了嗎；實施費用操控與沒有實施費用操控的企業間在政策實施效果上存在差異嗎，差異體現在哪里；實施信息披露與沒有實施信息披露的企業間在政策實施效果上存在差異嗎，差異又體現在哪里呢；帶著問題出發，整理本文的理論基礎，展開大樣本與雙案例的研究。實證部分探討財稅[2018]99號政策的實施效果，選擇雙重差分法檢驗了上述問題，發現檢驗結論與預期一致，且均通過了安慰劑檢驗、改變窗口期的穩健性檢驗。
在此基礎上，由于醫藥行業研發投入高但創新效率較低，信息披露相對健全等特點，選擇該行業內a公司與b公司兩家企業作為案例對象展開探討，檢驗財稅[2018]99號政策在兩家醫藥行業的執行情況，深挖加計扣除政策效果及研發費用操控與研發信息披露的相互作用關系。最后，從結論出發，對政策的實施后果進行評價，同時從企業與政府的角度提出建議，希冀為我國實現高質量的自主創新發展盡自己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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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綜述
2.1 加計扣除政策的影響因素及經濟后果
2.1.1 加計扣除政策實施效果的影響因素
在我國激勵企業研發創新的政策體系中，研發加計扣除政策處于絕對的優勢地位，企業的創新積極性、技術創新能力等因該政策的存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針對研發加計扣除這一特定政策，自出臺以來便備受學者們的關注，通過探究該政策的創新效果，發現該政策對微觀企業的創新效果既受到宏觀因素影響，又受到微觀因素的影響。
宏觀因素方面，學者們研究發現地區的市場化程度、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投入程度、稅收監管力度等方面都會影響政策在該地的實施效果。東部地區企業創新績效因稅收優惠政策而提高的幅度比其他地區更為明顯，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其政策帶來的研發投入提升越明顯（李坤和陳海聲，2017），崔也光和王京（2020）認為長三角經濟區研發投入促進效果相比于京津冀與珠三角更為顯著，劉笑霞和李明輝（2009)的研究則認為區域的教育投入程度越高，其所受到的稅收優惠政策的實踐效果越明顯。李艷艷（2018）通過對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嚴格的稅收監管不利于研發加計扣除政策微觀創新效果的實現，會抑制企業研發投入的增加。
在微觀因素方面，學者們認為加計扣除政策的經濟后果有會受到企業生命周期、企業規模、產權性質、公司治理、財務指標等微觀因素影響。王璽和劉萌（2020）以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檢驗得出研發加計扣除政策有效促進企業績效的提高，其作用效果因企業生命周期的不同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任海云和宋偉宸（2017）在此基礎上提出加計扣除政策對成熟期企業的激勵效果最高，并且低技術行業得到的激勵效果會比高技術行業的企業高；林洲鈺等（2013）的研究結果顯示，相對于大型企業，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受到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影響會更大一些；philipp boeing et al.（2015）認為中國a股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得到的稅收優惠政策促進研發投入的效果更好，其能在自主研發的項目中得到更多的利潤。甘小武和曹國慶（2020）提出“在加計扣除政策實施后企業資產負債率、凈資產收益率、企業規模都會對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投入有較為顯著的影響”的觀點。賀康等（2020）在上述的基礎上，將影響因素整合，研究得出“大規模企業、非國有企業、非高新技術企業受到加計扣除政策效果更好”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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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加計扣除政策與研發費用操控的關系
2.2.1 研發費用操控的特點
研發費用操控，具有隱蔽性、普遍性、常發生在第四季度等特點。首先，研發費用操控相較于應計盈余管理與真實盈余管理具有更強的隱蔽性，企業研發費用操控常發生在經常事項和非經常事項之間。投資者對經常項目損益過度關注而忽略非經常項目損益的影響，導致企業一旦進行研發費用操控，投資者很難發現這一行為，進而體現了其強隱蔽性的特點(ronen，j. and s. sadan，1975)。
其次，研發費用操控具有普遍性的特點。behn et.al（2013）依據40個國家的數據驗證了研發費用操控的普遍性，而newton and thomas（2011）認為非營利組織也會像營利組織一樣利用費用科目歸類來操縱利潤。另外，研發費用操控的普遍性還體現在企業對研發費用歸類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企業可以通過劃分研發投入資本化與費用化的金額，虛增研發費用，操控會計信息，進而達到避免外部監管等目的（傅紹正，2021）。
最后，研發費用操控常發生在第四季度。fan et.al（2010）的研究認為研發費用操控主要就是將企業主營成本類、期間費用歸類為企業的非經營項目損失，并且該行為主要發生在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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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度背景與理論基礎
3.1 基本概念界定
3 制度背景與理論基礎
3.1 基本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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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計扣除政策的發展歷史
3.2 加計扣除政策的發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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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計扣除政策的微觀經濟后果
4.1 研究假設的推導
4.1.1 加計扣除政策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4 加計扣除政策的微觀經濟后果
4.1 研究假設的推導
4.1.1 加計扣除政策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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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研發費用操控對加計扣除政策實施效果的影響
4.1.2 研發費用操控對加計扣除政策實施效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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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案例選擇與簡介
5.1 醫藥行業的發展概況
5 案例選擇與簡介
5.1 醫藥行業的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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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案例的選擇標準
5.2 案例的選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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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案例分析
6.1加計扣除政策在a公司實施效果的分析
6.1.1 加計扣除政策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加計扣除政策可以為企業帶來稅收優惠，減輕企業稅負，節約企業現金流出，那么節約的資金可以促進a公司研發投入的增加，進而積累研發創新技術，提高企業創新效率。表5.5列示了企業獲得稅收優惠情況，接下來將分析加計扣除政策對企業研發投入與創新效率的影響情況。
從a公司研發投入情況來看，a公司從2014-2020年整體處于上升趨勢，尤其在財稅[2015]119號與財稅[2018]99號政策頒布后，a公司研發投入增加迅速加快，可以認為加計扣除政策促進了a公司研發投入的提升，具體如表6.1。
表6.1列示了2014-2020年a公司研發投入情況，結合a公司2013-2015這三年間適用財稅[2013]70號政策來看，a公司研發投入數據在執行財稅[2013]70號政策并未受到有效的激勵，其研發投入增長率表現為負增長，其中2015年研發投入增長率為-44.15%，說明其實研發投入力度嚴重萎縮；在此背景下，政府出臺了財稅[2015]119號文件，該政策放寬了享受優惠的企業研發活動以及研發費用的歸集范圍，并于2016年1月1日開始執行，從a公司的研發投入數據也可以看出，2016年研發費用歸集范圍的擴大激發了a公司創新活力，使得a公司加大了研發投入力度，當年研發投入增長率高達90.70%，2016年研發投入總額接近2015年的2倍；隨后2017年僅有小規模的增長，說明財稅[2015]119并沒有將a公司研發投入帶入快速發展通道，到了2018年后研發投入出現大規模增長，其中2019年研發投入增長率高達148.62%，增長幅度明顯高于財稅[2015]119號政策帶來的90.70%的增長，直接增長金額高達1.25億元人命幣；說明財稅[2018]99號政策，實實在在激勵了a公司研發創新投入，并且效果是優于2015年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效果。
6 案例分析
6.1加計扣除政策在a公司實施效果的分析
6.1.1 加計扣除政策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加計扣除政策可以為企業帶來稅收優惠，減輕企業稅負，節約企業現金流出，那么節約的資金可以促進a公司研發投入的增加，進而積累研發創新技術，提高企業創新效率。表5.5列示了企業獲得稅收優惠情況，接下來將分析加計扣除政策對企業研發投入與創新效率的影響情況。
從a公司研發投入情況來看，a公司從2014-2020年整體處于上升趨勢，尤其在財稅[2015]119號與財稅[2018]99號政策頒布后，a公司研發投入增加迅速加快，可以認為加計扣除政策促進了a公司研發投入的提升，具體如表6.1。
表6.1列示了2014-2020年a公司研發投入情況，結合a公司2013-2015這三年間適用財稅[2013]70號政策來看，a公司研發投入數據在執行財稅[2013]70號政策并未受到有效的激勵，其研發投入增長率表現為負增長，其中2015年研發投入增長率為-44.15%，說明其實研發投入力度嚴重萎縮；在此背景下，政府出臺了財稅[2015]119號文件，該政策放寬了享受優惠的企業研發活動以及研發費用的歸集范圍，并于2016年1月1日開始執行，從a公司的研發投入數據也可以看出，2016年研發費用歸集范圍的擴大激發了a公司創新活力，使得a公司加大了研發投入力度，當年研發投入增長率高達90.70%，2016年研發投入總額接近2015年的2倍；隨后2017年僅有小規模的增長，說明財稅[2015]119并沒有將a公司研發投入帶入快速發展通道，到了2018年后研發投入出現大規模增長，其中2019年研發投入增長率高達148.62%，增長幅度明顯高于財稅[2015]119號政策帶來的90.70%的增長，直接增長金額高達1.25億元人命幣；說明財稅[2018]99號政策，實實在在激勵了a公司研發創新投入，并且效果是優于2015年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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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結論與建議
7.1 主要研究結論
出臺財稅[2018]99號政策的目的，在于促進企業創新。通過實證部分大樣本研究與雙案例對比分析，發現財稅[2018]99號政策提高了企業研發創新，部分實現了其對創新的促進作用。
在大樣本研究方面，發現了三點結論。第一，目前還存在適用但沒有執行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企業，說明加計扣除政策的覆蓋面還有待于提升；第二，執行財稅[2018]99號加計扣除政策的企業，其創新效率提升了；第三，研發費用操控與研發信息披露兩者極大地影響了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實施效果，且兩者存在顯著相關關系，財稅[2018]99號加計扣除政策在是否實施研發費用操控與研發信息披露質量高低不同的企業間存在差異，沒有實施研發費用操控的企業與研發信息披露質量相對較高的企業，財稅[2018]99號加計扣除政策能顯著提升企業的創新效率。
在雙案例對比分析方面，一方面與大樣本研究結論相契合，另一方面補充了大樣本的分析結論。第一，財稅[2018]99號加計扣除政策不僅提高了研發投入，還提高了企業創新效率；第二，財稅[2018]99號加計扣除政策的減稅效應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企業研發費用操控；第三，研發費用操控與研發信息披露具有相關性的結論與實證契合，且案例中表明了兩者的相互作用，即研發費用操控程度高的企業往往研發信息披露質量相對較低，研發費用操控程度低的企業往往研發信息披露相對較高，且兩者共同對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實施效果產生顯著影響。
參考文獻（略）
7 研究結論與建議
7.1 主要研究結論
出臺財稅[2018]99號政策的目的，在于促進企業創新。通過實證部分大樣本研究與雙案例對比分析，發現財稅[2018]99號政策提高了企業研發創新，部分實現了其對創新的促進作用。
在大樣本研究方面，發現了三點結論。第一，目前還存在適用但沒有執行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企業，說明加計扣除政策的覆蓋面還有待于提升；第二，執行財稅[2018]99號加計扣除政策的企業，其創新效率提升了；第三，研發費用操控與研發信息披露兩者極大地影響了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實施效果，且兩者存在顯著相關關系，財稅[2018]99號加計扣除政策在是否實施研發費用操控與研發信息披露質量高低不同的企業間存在差異，沒有實施研發費用操控的企業與研發信息披露質量相對較高的企業，財稅[2018]99號加計扣除政策能顯著提升企業的創新效率。
在雙案例對比分析方面，一方面與大樣本研究結論相契合，另一方面補充了大樣本的分析結論。第一，財稅[2018]99號加計扣除政策不僅提高了研發投入，還提高了企業創新效率；第二，財稅[2018]99號加計扣除政策的減稅效應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企業研發費用操控；第三，研發費用操控與研發信息披露具有相關性的結論與實證契合，且案例中表明了兩者的相互作用，即研發費用操控程度高的企業往往研發信息披露質量相對較低，研發費用操控程度低的企業往往研發信息披露相對較高，且兩者共同對研發加計扣除政策的實施效果產生顯著影響。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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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新增
財務管理熱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