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區城市技術創新效率的評價及提升策略探討

本文是一篇mba論文，本文利用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ebm模型，對中部地區80個地級市2011年—2020年的技術創新效率進行評價，解析各省份及地級市的技術創新效率的時空演進特征，在空間相關性檢驗的基礎上，運用多尺度地理加權回歸模型（mgwr）分析影響因素的空間分異，為各地區差別化提高技術創新效率提供參考。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及意義
1.1.1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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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是區域發展潛能的激發器和經濟崛起的動力源。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一個地區經濟的核心競爭力取決于該區域的創新能力，而技術創新作為工業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動力，更是一個地區經濟能否擁有核心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我國長期處于價值鏈低端，對國外先進技術有較高的依賴性，強大的技術壁壘使得我國經常遭遇“卡脖子”問題，核心技術長期受制于人、自主創新的能力和動力不足、產學研合作效率低下等問題制約中國高端技術的發展。“十四五”規劃綱要強調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完善技術創新市場導向，形成企業、市場、產學研用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今年發展主要預期目標之一是發揮好政府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中的組織作用，突出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為提升科技創新能力做出長遠規劃。中部地區六個省份土地面積占全國陸地總面積的10.7%，地理位置承東啟西、連南接北，擁有發達的交通網絡和完善的產業門類，承載著“一中心四區”的重要功能，是我國糧食、煤炭、汽車等傳統產業基地。在全國區域發展格局中，技術創新成為中部地區發展的新增量，創新為中部地區賦予重要的戰略地位，使其由傳統的糧食等輸出地角色轉化為重要的技術創新策源地和新型產業基地。但是中部地區創新驅動仍面臨科技創新公共投入不足、創新人才培養欠缺、產業結構不夠優化等問題。2016年國務院審議通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計劃（2016至2025年）》，提出要推進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助力中部地區實現“彎道超車”、“換車超車”。在此背景下，如何根據六個省份實際情況，評價中部地區80個地級市技術創新效率，探究影響因素的空間異質性，差別化提升技術創新效率，是本研究著力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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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內外研究現狀
1.2.1 技術創新效率的內涵
效率指一單位投入的產出量，在經濟學中效率通常用來描述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系，單位投入的產出越多，效率越高。創新效率用來衡量一個地區技術創新水平，是指在創新資源有限的約束條件下不同創新方式回報率的比較。技術創新效率的概念最早由afria提出，他認為技術創新效率是在特定創新投入下，實際創新產出與預期最大產出之間的差距，差距越大，效率越低。從技術創新的過程來看，創新是要素投入與產出的轉換，技術創新效率則是多種技術創新要素的投入向技術創新績效轉換的投入產出過程，屬于技術創新系統的研究范疇。從技術創新的結果來看，技術創新效率是由科技進步帶來的產出效果的提高，反映在某個投入水平下，生產部門產出能力的最大值，或在確定價格和已有生產技術下，生產部門達到投入要素最佳產出比例的能力，體現有效利用現有資源的能力。從技術的前沿性來看，技術創新效率是相關活動接近技術前沿的程度，投入產出關系處在生產前沿面，則生產技術能以較低的投入獲得較高的產出，生產效能高，說明技術創新效率較高，反之，技術創新效率較低。
1.2.2 技術創新效率的測算
衡量技術創新效率的方法中應用最廣泛的是sfa（隨機前沿分析）和dea（數據包絡分析），隨機前沿分析 (sfa) 通過設置參數模型并使用計量經濟學方法來估計前沿生產函數，數據包絡分析 (dea) 方法構建生產前沿并衡量決策單元 (dmu) 的相對效率。運用數據包絡分析(dea)方法對技術創新效率的研究主要以國家、省域、區域或產業為對象，通過建立兩階段dea模型或依托生態系統構建三階段dea模型，對各階段創新效率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測度分析，并結合tobit模型、bootstrap-dea 方法對影響因素的影響程度進行計算，找出提升創新效率的關鍵因素。研究結論表明，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制造業技術創新效率雖然呈逐年改善的趨勢，但整體仍處在較低水平，且地區間創新效率存在明顯的不平衡，創新平臺、國外技術引進、國內技術轉移和外商投資等方式對創新效率都有顯著的提升作用。為了提高效率估計的準確性、測量隨機誤差和無效率項，學者們結合距離函數和隨機前沿分析（sfa）構建測度技術創新效率的多輸入輸出框架，并應用于互聯網企業、高技術產業、特定區域等提高測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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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論基礎
2.1 技術創新概念的界定
創新既是改進生產技術、優化要素配置、創造優質產品的重要途徑，也是驅動各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而技術創新作為知識和資本積累的產物，是經濟增長和企業發展的驅動力，往往具有空間集聚性和正外部性。由于技術創新活動周期較長，需要大量人、財、物的投入，各創新主體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且產出結果未知，表現出很高的風險性。高風險性不僅會降低企業的盈利能力，還會使企業缺少進行技術創新的動力、缺乏技術創新的活力，最終導致市場中技術創新產品供給與需求無法匹配。在高風險環境中，正外部性會導致技術創新市場失靈問題，使企業陷入技術創新的兩難境地；另外，“搭便車”行為降低了企業進行研發創新的積極性。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后發國家的技術創新被認為是一個既包含自主研發又包含國外技術吸收的知識生產函數，不僅取決于自身的自主研發，而且取決于對國外先進技術溢出的獲取。通過自主研發提高技術創新能力是實現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有利于國家長遠發展。但是后發國家自主研發的效用受到其創新能力的影響，創新績效較低，僅依靠自主研發獲取技術創新是非經濟的，應抓住技術創新的“機會窗口”，以低廉的成本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實現趕超，同時要避免產生路徑依賴，防止產生擠出效應，導致國家失去自主研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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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論基礎
2.2.1 技術創新理論
熊彼特（j. a. schumpeter）在《經濟發展理論》中首次提出技術創新的概念，他明確了技術創新的五個重點內容，一是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可以在新組合下生產出具有新功能的產品或與完全取代原有產品的新產品；二是研發并運用新的生產技術或方法；三是通過開拓新的市場，尋找新需求；四是探索生產要素的新來源；五是成立新的生產機構或改變原有企業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熊彼特認為技術創新是一種新的生產函數的建立，包括新產品的產生、新生產方法的采用、新市場的開辟、供應來源以及新的組織形式。技術創新也被定義為將一種從未出現過的生產要素“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的過程。技術創新理論可以分為以下四個學派：
新古典技術創新理論以索洛（r. m. solow）等為代表，為技術創新的界定奠定了基礎。該理論運用新古典生產函數原理，將隨時間變化的技術創新納入經濟增長模型，并提出創新成立要滿足兩個條件，一個是要有新思想的產生，另一個是要有創新成果的實現和后續的發展。但是新古典學派理論未能反映技術和創新的動態特性以及在經濟發展中技術和制度發揮作用的方式， 并將技術創新過程看作一個“黑箱”，卻沒有揭示“黑箱”的內部。與新古典學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熊彼特學派，代表人物有曼斯菲爾德（e. mansfield）等。基于熊彼特創新理論，該學派強調在經濟增長中，技術創新進步起到的核心作用，而不忽視“黑箱”內部運行機制。總的來說，新熊彼特學派從創新的機制出發，以創新的起源、過程、方式等為支撐，初步搭建起創新的理論框架。以道格拉斯·諾斯（daoglass c. north）等人為代表發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創新思想，結合熊彼特和制度學派的觀點形成制度創新學派，探究制度安排對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國家創新系統學派以弗里曼（c. freeman）、納爾遜（r. nelson）等人為代表，認為國家創新系統推動技術創新，在這個系統中，各創新主體相互作用，推進知識創新過程不斷循環，使得國家的技術創新取得更顯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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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部地區城市技術創新效率的評價
3.1 中部地區城市技術創新現狀
3.1.1 科技創新主體和創新平臺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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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科技創新人才加快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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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部地區城市技術創新效率空間相關性分析
4.1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 
4.1.1 全局moran’s i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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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getis-ord g?*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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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部地區城市技術創新效率影響因素解析 
5.1 模型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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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指標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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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影響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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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部地區城市技術創新效率提升策略
6.1 提高城鎮化發展質量

mba論文參考

首先，山西、河南等城鎮化率高的省市要集聚專業性人才，引進不同層次的人員，通過開展職業教育等手段培育各層次各領域人才，加速推進高質量新型城鎮化。考慮地理位置與政府調控作用，緩解城鎮化發展差距，形成“強政府，強社會”體系，見縫插針減少人地矛盾，逐步推進科技創新水平，有計劃、分步驟地提高城鎮水平，實現各地市人口-土地城鎮化協調發展、良性互動。其次，湖南、江西等城鎮化率低的省市要打破城鄉邊界，降低城市落戶門檻，減少阻礙城鄉人力資源流動的障礙，為各類人群制定針對性政策，建立合理的人口管理和服務體制，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于向城市遷移的農民，推進居住證制度，解決醫療、教育、住房等問題，逐步引導外來人口在本地落戶；對于留在農村的農民，借助農村的資源稟賦等比較優勢，以“區塊”方式帶動產業集聚，增強鄉村發展實力，大力發展鄉村經濟，助力鄉村發展。再次，加強跨區域合作，實現優勢資源整合。城鎮化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應打破地區界限，加強新型城鎮化與科技創新方面的交流，重視新型城鎮化與技術創新的跨區域合作。技術創新能力強、發展較好的省份加強城市間的聯動作用，以城市網絡平臺的優勢，從根源解決城市病，通過產業轉移等方式發揮輻射帶動作用，主動對發展較弱的省市進行幫扶。發展較弱的地區，主動汲取其他地區的發展經驗，結合自身狀況，進行學習嘗試，以點帶面全面推進創新要素的流通，優化創新資源的配置效率，縮小各省市間的差異，實現城鎮化與創新共同發展。最后，以城市群為核心，形成城鎮創新協調發展的空間格局。充分發揮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示范引領作用，分類引導大中小城市的發展方向與功能定位，形成創新氛圍良好的城鎮化格局。以創新驅動、核心引領為原則，促進各地區新型城鎮化聯合發展，擴大創新要素流動和資源配置范圍，助力技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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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展望
7.1 研究結論
本文利用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ebm模型，對中部地區80個地級市2011年—2020年的技術創新效率進行評價，解析各省份及地級市的技術創新效率的時空演進特征，在空間相關性檢驗的基礎上，運用多尺度地理加權回歸模型（mgwr）分析影響因素的空間分異，為各地區差別化提高技術創新效率提供參考。首先，構建中部地區80個地級市技術創新效率投入產出的指標體系，利用超效率ebm模型對其測算，并從省份和城市維度分別觀察研究期內技術創新效率時空演變規律，以便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其時間變化與空間分布；其次，利用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中的全局自相關和局部自相關對技術創新效率的空間相關性進行分析；然后選取城鎮化水平、教育投入水平、人口集聚水平、工業化水平、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和對外開放水平六個指標作為影響因素，利用mgwr模型對影響因素的空間差異性展開分析；最后，根據中部地區城市技術創新效率及回歸結果，提出提升策略。本研究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中部地區創新平臺建設加快，但是六個省份的企業家創新意識、創新資源的投入以及創新產出存在區域不平衡現象。其中，中部地區企業家創新意識較東部地區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保持波動上升的態勢；雖然研發經費投入占全國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研發經費投入總和不及東部地區的一半；中部地區專利授權數達70萬件，但是山西省相比于其他五省，專利授權數較低，河南、安徽和湖北三省的專利授權數是山西省的近5倍。從中部地區各省份角度來看，研究期內，安徽、河南和湖北的技術創新效率均值大于1，山西、江西和湖南效率值均值為非有效，2020年六個省份的技術創新效率均為相對有效。湖南省效率值排名上升幅度最大，從2011年的第5名上升至2020年的第1名，河南省效率值排名下降幅度最大，從2011年的第1名下降至2020年的第5名。從中部地區80個地級市角度來看，相比2011年，2020年處于效率相對有效區間的城市數量增加至21個；處于效率非有效的區間的城市數量整體上減少了7個。處于效率有效區間在空間分布上較為分散，在六個省份均有分布，2020年中部地區整體的技術創新效率持續向好。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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