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避稅對過度投資的影響思考

本文是一篇會計論文，本文以2008-2020年a股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探究企業避稅與過度投資之間的關系，并區分不同產權性質與不同產業間企業避稅的存在使得企業過度投資情況如何變化，以及媒體報道作為外部監督機制在企業避稅和過度投資之間發揮何種效應。
第1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稅收收入作為我國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網站公開信息可得，2020年我國稅務部門組織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為75.5%，在我國社會保障以及基礎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所得稅作為我國第二大稅種，自開始征收企業所得稅至今，對所得稅稅率以及稅收優惠政策等進行多次的調整，已經形成比較完善的納稅體系。稅收是國家財政的支撐，但是對企業而言卻是負擔，繳納稅款不僅意味著企業利潤和股東財富的降低，也會造成大量現金流出。而我國資本市場目前無法滿足所有企業融資需求，稅款繳納所需的大額現金流，無疑是雪上加霜。因此，企業無論是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目的還是緩解企業融資壓力都會盡可能地采取靈活的避稅手段以減少稅負。這也使得國家愈發重視對反避稅手段的使用，但是經調查發現，稅收流失額并沒有隨著監管強度增加而減少，企業避稅方式變得更加隱蔽與復雜。有不少學者認為企業避稅能夠提升企業現金流的利用效率、緩解融資約束進而增加企業價值，但也有學者認為過于激進的企業避稅具有負面效應，例如企業避稅會影響企業聲譽、降低信息透明度增加管理者侵占所有者權益的可能等，企業避稅的負面效應相關研究并不全面，如何抑制企業避稅的負面效應也更需要進一步探索。

會計論文怎么寫

投資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對國家繁榮發展至關重要。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世界經濟急劇跌入負增長，中國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雖然2020年全社會消費總額有明顯的下降，但投資和進出口依舊發揮積極作用，使國家經濟保持上升狀態，2021年投資需求更是對經濟增持達到了13.7%的貢獻率，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沖擊。投資活動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但投資規模的大小并不代表著企業所獲利益的多少，能否將有限的資金投入收益最大化的方案才是企業獲利的關鍵。這就要求企業能夠充分判斷投資方案質量，提升企業投資效率。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存在各種影響投資效率的因素，例如因信息不對稱情況的存在，管理者可能錯誤估計投資項目發展前景，造成過度投資或者投資不足；管理者過度自信心理導致管理者過于相信自己的專業判斷導致過度投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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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及意義
1.2.1  研究目的
企業避稅活動影響著企業的經營發展，已有研究探討了企業避稅與商譽、股價暴跌風險和經濟增長放緩等之間的關系，研究企業避稅活動對企業過度投資的影響較少，但是如何做好投資決策不僅是企業發展的核心問題之一，也是影響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企業避稅將加劇代理沖突與信息不對稱問題，而這兩者皆是引發過度投資的關鍵要素。在企業信息不對稱加深導致股東無法有效對管理者行為決策做出監督時，外部監督機制作用的發揮尤為重要。因此，本文認為企業避稅對過度投資的關系與媒體報道作為外部監督機制所帶來的效果是亟需解決的兩大核心問題。在借鑒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引入媒體報道，探索企業避稅對過度投資產生影響背后深層次的內在機理、因果關系和邏輯脈絡，以及在媒體的監督下，企業避稅與過度投資的關系如何變化，并且為如何減少過度投資提高投資效率提供建設性意見。
1.2.2  研究意義
（1）理論意義
第一，豐富了企業避稅和過度投資的研究內容。盡管企業避稅領域以及過度投資領域的研究較多，但以往文獻主要聚集在如何影響企業避稅和投資效率，鮮有文獻對企業避稅經濟后果以及該經濟后果對企業投資決策相關影響展開研究。本文在委托代理理論和信息不對稱理論的基礎上深入探討企業避稅對企業造成的各方面有利或者不利改變，以及如何將這些變化作用于企業投資效率。
第二，拓寬了企業避稅和過度投資的研究視角。為了增強企業避稅對過度投資影響的研究意義，本文引入媒體報道作為調節變量，探索在這一外部監督機制作用下企業避稅與過度投資之間關系的變化。其中，本文選用媒體報道探討正、負媒體報道造成市場信息含量變化，如何影響潛在投資者決策以致影響企業避稅和過度投資之間關系，為外部監督的有效性和必要性提供了證據，也為企業避稅和過度投資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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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理論基礎與影響路徑分析
2.1  相關概念的界定
2.1.1  企業避稅
目前，企業避稅尚無統一且被學者和專家普遍認可的概念，經查閱國內外相關文獻發現對于企業避稅概念的認定主要有以下觀點：第一種認為避稅是與稅收籌劃、逃稅完全不同的概念，稅收籌劃是完全合法合理的行為，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通過利用稅收優惠政策等手段獲取節稅的利益；逃稅是完全違法的行為，被監管機關發現之后將面臨嚴重處罰；而避稅是企業利用法律漏洞或者不全面的地方進行減負行動，屬于合法但違背了立法目的的行為，例如李輝和朱洪澤（2000）的研究中認為企業避稅是由于稅法的內在缺陷給企業帶來的減少稅負的機會。第二種觀點認為避稅不僅包括合法避稅，也包括偷稅、逃稅等不合法行為，將一切減少稅負的行為統稱為避稅，如hanlon和heitzman（2010）在研究中在不區分稅收優惠與專門為減稅而發生的復雜行為的基礎上，將企業避稅定義為減少顯性稅收行為，不考慮其合法性。第三種觀點認為避稅是合理合法的行為，是企業在遵守法律法規的前提下減少企業稅負，例如dyreng等（2008）將避稅定義為完全合法的稅收籌劃。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考慮到區分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在數據獲取上的難度，大部分研究將企業避稅定義為廣義的減少稅負行為，不區分規避稅負的行為是否合法，統一稱之為企業避稅。本文沿用前人的研究，將所有以減稅為目的的行為稱為企業避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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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論基礎
2.2.1  信息不對稱理論
信息不對稱理論最早是由akerlof等三位經濟學家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提出的，目前該理論在經濟學領域已經成為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在理想的資本市場中，企業內部各主體之間、企業內部與外部的主體之間的信息是完全對稱的，內部所有者在判斷經營者的工作情況、外部投資者判斷該企業的可投資性時，所依據的信息與企業經營者或其他主體并無區別，因此可以做出最佳判斷。但現實的資本市場中，因各經濟主體獲取信息的渠道、信息數量、信息質量等的不同，使得不同主體之間信息達不到完全對稱，因此各主體在做出決策時，信息劣勢方無法準確判斷決策所帶來的價值，可能會夸大該決策的可獲利性，而對風險的評估不足；信息優勢方則在市場中處于有利地位，信息量充足，為其行為和決策等都提供了極大便利。
經過眾多學者研究發現，信息不對稱會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等問題。并且隨著信息不對稱程度的加深，無論是對管理者還是大股東，都有更大的空間侵占債權人或中小股東等利益相關者利益，導致更為嚴重的后果。
2.2.2  委托代理理論
委托代理理論的提出是契約理論形成史上最受關注也是對企業治理最重要的一次發展。在公司的實際經營過程中，隨著企業不斷地發展壯大，各項工作分工更加詳細，大部分企業選擇雇傭的職業經理人充當著代理人的角色，代為管理企業生產經營事項。企業的實際所有者即委托人將部分權力交于代理人，一方面，企業所選擇的代理人有著大量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相對委托人而言，代理人更能夠勝任管理企業的工作；另一方面，委托人不用在企業發展上耗費多余的精力，有更多的時間尋找其他契機。代理人操持企業各種經營活動，對企業內部信息掌握全面。這種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就產生的委托代理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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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研究假設與模型構建 
3.1 研究假設 
3.1.1 企業避稅對過度投資影響的相關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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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企業避稅對過度投資影響存在異質性差異的相關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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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4.1 描述性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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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相關性分析與多重共線性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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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回歸檢驗與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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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減少企業過度投資行為的對策研究
5.1  樹立正確的避稅態度
5.1.1  了解避稅負面效應
不同程度的避稅行為，給企業造成的影響也有所不同。充分了解企業避稅的負面效應，樹立正確的避稅觀念，對企業長期發展至關重要。在現代治理體系之下，雖然企業避稅能夠減少現金流出帶來一定避稅收益，但隨著避稅程度的加深，避稅所帶來的不良后果也愈發明顯。第一，避稅越激進，信息不對稱程度和代理沖突問題也越突出，為獲取相關信息，信息使用者需要付出更多的信息獲取成本，代理沖突的加深也使代理成本進一步提升。在存在信息不對稱和代理沖突的環境下，企業內部監督機制失效，外部債權人和投資者也無法獲取企業真實的經營情況，不僅損害債權人等外部利益相關者的權益，也容易導致內部其他員工利益被侵占。第二，隱蔽又激進的避稅活動往往伴隨著一系列的不合規行為，一旦被稅務監管機構發現，將會面臨巨額處罰，使得企業現金流集中流出給企業正常生產經營帶來極大不利影響。第三，激進的避稅活動被曝光也會導致企業信譽和社會聲譽迅速下降，銀行等債權人可能會提出更高的合作要求甚至停止合作，給企業帶來極大經營風險。第四，管理層行為被揭露對管理層后續職業發展并無益處，反而會導致業內委托人在尋找職業經理人時對該管理者的專業能力持有懷疑態度。
因此，充分了解激進避稅的負面效應，樹立正確避稅和納稅意識，拉動內外部共同營造良好的稅收環境，無論是對管理者職業發展還是企業經營都至關重要。在進行合理稅收籌劃的基礎上，遵守法律規定，按時繳納應交稅款，不存在被稅務機關發現并處罰的風險，并且對信息傳遞和代理問題也不會造成過多不利影響，內外部監督生效，管理層在選擇投資項目時更多考慮的是與企業風險承擔能力相匹配，選擇凈現值最大的投資項目，而不是管理層私人收益，對緩解過度投資行為有一定積極意義。

5.1.2 充分發揮內部監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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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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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我國上市企業中，眾多企業存在企業避稅與過度投資行為，給企業生產經營造成嚴重阻礙，本文以2008-2020年a股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探究企業避稅與過度投資之間的關系，并區分不同產權性質與不同產業間企業避稅的存在使得企業過度投資情況如何變化，以及媒體報道作為外部監督機制在企業避稅和過度投資之間發揮何種效應。為檢驗上述關系，本文首先對三者概念進行界定；第二，參考以往研究確定企業避稅、媒體報道和過度投資的衡量方式；第三，進行回歸分析和穩健性檢驗；結論如下：
（1）企業避稅正向影響企業過度投資行為。企業避稅增加企業自由現金流留存、信息不對稱程度以及代理沖突，自由現金流增加緩解了企業融資約束，高管在做出投資決策時限制更少，因此降低警惕性容易造成對投資項目預期判斷失誤，進而導致過度投資；信息不對稱程度的加深使企業更容易獲取外部投資者信任并得到過多投資，使得可使用資金增加，給予企業更多選擇投資項目的空間；在企業避稅過程中因薪酬契約失效等問題加重代理沖突，使得管理層為獲取私人收益擴大投資規模、偏離股東價值最大化，造成過度投資。
（2）企業避稅正向影響過度投資行為在國有企業和第二產業中更為嚴重。不同產權性質下，國有企業融資能力強且成本低，而在非國有企業中，融資約束已成為其發展的關鍵限制性因素；并且國有企業代理沖突較非國有企業嚴重，企業避稅造成過度投資的可能性更大。從不同產業來看，第二產業中投資規模大且需求較高，一方面過多的投資需求容易造成投資判斷失誤，另一方面這也是高管機會主義行為最好的遮掩，使高管機會主義行為實施成功的幾率更大。
（3）媒體正面報道加強了非國有企業和第二產業中企業避稅和過度投資的正向關系。國有企業有政府支持，媒體報道對國企的融資能力和競爭力無太大影響，而非國有企業依賴外部融資，且企業形象對外部融資的難易有極大影響，非國有企業更有與媒體合謀的動機。第二產業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媒體關注度較高，企業行為曝光在公眾視野中，因此第二產業更有與媒體合謀報道動機。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