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社會網絡對企業韌性的影響探討

本文是一篇工商管理論文，本研究通過文獻分析，根據資源依賴理論、社會網絡理論和信息不對稱理論，探索了高管社會網絡位置對企業韌性的影響，并從外部監督視角探究媒體關注在高管社會網絡與企業韌性關系中的調節作用，構建相關研究模型，通過對2011-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樣本的分析，實證驗證相關假設。
第1章緒論
1.1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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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劇，經濟下行周期既難以預測又無法避免，海內外各大實體經濟受到重創，特別是疫情以來，企業倒閉、裁員和降薪的事件屢見不鮮，據調查顯示，全球企業破產將大幅提速，2020年和2021年分別上升17％和16％，創歷史新高。盡管面臨國內外市場環境變化、全球新冠疫情蔓延等多種未知風險，諸如美的、海爾等企業的發展卻呈現出持續向好的態勢，為什么這些企業如此與眾不同？是業務相關，還是運氣使然？讓這些企業“獨善其身”的法寶就是增強企業發展的韌性。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韌性強勁和基本面長期向好的態勢長期保持，面對新問題和新挑戰，仍需要與時俱進提升經濟韌性水平，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提升企業的韌性。韌性作為一個跨學科概念被引入企業管理領域，其最大的特點就是應對危機時表現出的彈性。韌性根植于企業內外部資源、環境、結構、運營方式等要素中，包含企業遭遇危機時抵抗、恢復和維持運轉的核心功能，也包含企業適應危機、超越原有績效水平的成長壯大的功能，化劣勢為優勢的能力。企業韌性不僅是上市公司在危機中保持原有狀態的抵抗能力，即保持經營結構和功能穩定性的能力，還包含適應長期動態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以及在不確定環境中的成長能力。這種適應性視角下的企業韌性突破了單一均衡恢復論的觀念，使得企業發展具有多樣化創新和發展特征，讓高韌性的企業實現了逆勢增長。
組織戰略、資本、關系、領導力和文化等是形成企業韌性的重要驅動因素。其中，“關系”是管理者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互惠互動關系，是企業韌性形成的基石。根植于中國人情社會的“關系”使得個體在遇到危機與動蕩時具有良好的抵抗和恢復能力，這種“關系”延伸到企業管理領域則主要體現在企業管理者所嵌入的社會網絡。實踐生活中，高管因業務需要同其他社會組織、個人等形成許多關系，這些業務關系所形成的高管社會網絡影響著決策（楊生斌等，2016）。一方面，高管作為嵌入社會結構中的個體，借助社會關系形成的外部關系網絡能夠實現市場信息和資源快速流動和再分配。在不確定沖擊來臨時，高管具備足夠的知識與經驗與社會私人信息支持等，將信息優勢轉化為當前企業發展所需資源，在抵御風險、適應環境和長期成長方面科學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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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與意義
受傳統文化的熏陶，中國社會更加注重人際關系的培養和使用。立足于中國經濟轉型時期以及現階段不確定沖擊環境下企業發展亟需的能力，研究高管社會網絡對企業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2.1研究目的
第一，探索高管社會網絡對企業韌性的作用機制。本研究將主要通過文獻綜述法與實證研究法，基于社會網絡理論、資源依賴理論與信息不對稱理論，探究高管社會網絡和企業韌性二者間的關系，深究高管社會網絡對企業韌性的影響路徑，揭示其作用機理。
第二，明確高管社會網絡與企業韌性的作用邊界。考察媒體關注在二者關系之間的調節效應，試圖找到影響高管社會網絡與企業韌性之間關系的邊界所在，以更有效地發揮高管社會網絡對塑造企業韌性的積極作用，進一步深化和拓展高管社會網絡對企業韌性的研究。
第三，提出動蕩環境中中國企業韌性的提升和治理完善的策略和建議。綜合文獻綜述的理論推演過程以及假設檢驗的實證結果，分析并識別提高企業韌性和完善公司治理機制的關鍵因素，提出具有建設性的相關政策和建議。
1.2.2理論意義
第一，揭示高管社會網絡對企業韌性的作用機制。以往研究雖有關注到社會網絡對企業韌性的作用，但沒有涉及到對企業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高管及高管自身的社會網絡，本研究通過對高管社會網絡與企業韌性的影響研究，試圖打開高管社會網絡對企業韌性影響的“黑箱”，建立高管社會網絡與企業韌性之間的聯系并進行驗證。
第二，為企業韌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解釋。以往研究關注高階理論、動態能力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等，并未將社會網絡理論、資源依賴理論和信息不對稱理論正式納入研究。因而本研究將社會網絡理論、資源依賴理論以及信息不對稱理論用于解釋高管社會網絡對企業韌性的影響，同時結合中國背景探索長期不確定環境下新的企業韌性維度，為企業韌性的形成提供了新解釋。
第三，拓展高管社會網絡對企業層面后果的作用邊界。通過探究媒體關注在高管社會網絡與企業韌性之間發揮的作用，揭示高管社會網絡對企業韌性的作用邊界。高管社會網絡發揮作用的程度會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以外部監督層面為切入點，拓寬了高管社會網絡和企業韌性的邊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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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文獻綜述
2.1高管社會網絡的相關研究
2.1.1高管社會網絡的概念界定
社會網絡作為一種新式社會學研究范式在20世紀70年代初步應用于管理學領域。社會網絡范式關注“關系”這種非正式制度在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中的應用，能夠有效地分析個體互動對組織管理和發展的作用，因此也是對管理學相關理論的補充。社會網絡是點（行動者）和線（聯系）構成的網狀社會結構，這里的行動者可以是個人、組織、企業、國家、經濟體等實體，聯系可以是同事、老鄉、校友、聯盟等關系，強調個體行動者行為及相互之間的互動關系特征。社會網絡定義主要根據社會網絡的形成結構和社會網絡發揮的作用來闡釋。比如mitchell（1973）將個人之間的獨特的聯系視作社會網絡。granovetter（1973）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社會關系網絡的概念，把它界定為由于溝通、接觸等原因，在人們之間或者組織間所產生的某種關系，這一關聯就是網絡上行動者所從事的物質、信息和知識活動、乃至感情等系列資源的承載者。社會關系網絡可以分為強關系、弱關系兩種類型。行動者可以借助于與社會網絡成員之間的連接，進行資源分享交流，社會網絡所反映的行動者間強弱關系具有不同功能，同時也指出弱關系可以幫助獲得更多外部非冗余信息和資源。
高管社會網絡一般指的是企業高級管理者的關系網絡，被定義為高層管理人員與員工和組織之外的其他行為者之間的關系系統，是及時獲得外部環境和組織狀態相關信息的主要來源（christopher，kevin，2003）。公司治理領域最常見的是社會網絡主要是董事連鎖網絡，相關學者將董事網絡定義為公司董事會的董事個體以及董事之間通過至少在一個董事會同時任職而建立的聯結關系的集合（謝德仁，陳云森等，2012；孫宸，莊新田，2021）。此外，根據網絡聯結主體的不同，還可以由獨立董事網絡和ceo網絡等表示高管社會網絡。獨立董事社會網絡是獨立董事兼職形成的聯結關系（許楠，曹春方，2016；余晨陽，何流，2019）。而ceo社會網絡則是公司ceo的社會關系形成的網絡，可分為外部嵌入和內部嵌入網絡，外部嵌入網絡用ceo是否外部聘任、曾在外就職崗位數等表示，內部嵌入網絡用ceo內部持股比例、任期等表示（王福勝，王攝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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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企業韌性的相關研究
2.2.1企業韌性的概念界定
源于物理學的韌性（resilience）由meyer（1982）首次引入企業管理領域并形成“組織韌性”的相關研究。管理學領域關于韌性的研究源于對個體層面的積極心理學分析——個體韌性（desjardine et al.，2019），由個體層面的韌性延伸到組織層面的韌性即組織韌性，企業的組織韌性即為企業韌性。組織韌性是組織面對危機或逆境中崛起不可缺少的特性，源于創造或保留資源（認知、情感、關系或結構）的過程和動力，其形式足夠靈活、可儲存、可轉換和可延展，使組織能夠成功應對意外事件并從中學習（hassan，galal，2018）。學界對組織韌性的解釋視角有多種，主要分為靜態和動態兩種觀點。基于靜態的觀點從特質以及結果兩個視角給出解釋。靜態特質觀認為組織韌性是組織的一種基本的面對逆境的特質，能夠在不確定挑戰下消除危機（horne，orr，1997；王勇，蔡娟，2019）。靜態結果觀認為組織韌性能夠讓組織在危機中良好應對，并在危機中恢復和生存的特質（sahebjamnia et al.，2018；sincoráet al.，2018）。基于動態的觀點包含能力和過程兩個視角，能力視角將組織韌性視為組織能夠在危機事件生存、適應和發展的能力（ma et al.，2018）。mcmanus（2008）使用扎根理論方法探討了新西蘭企業的組織韌性，并認為組織韌性應包括情境意識、關鍵脆弱性管理和適應能力，可以將其視為一種動態能力（wildavsky，1988）。而動態過程視角注重危機事件的沖擊下組織韌性的形成過程，認為組織韌性是組織的動態進化過程或者結構，采取組織建設措施幫助組織調整、應對困難的過程（ishak，williams，2018）。一般而言，具有“戰略適應力”和“組織反脆弱”的特征成為高韌性企業必備的能力特征，即企業面對不確定環境的生存發展和風險應對能力（王永貴，高佳，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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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3.1理論基礎
3.1.1社會網絡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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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資源依賴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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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研究設計
4.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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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變量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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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數據分析與假設檢驗
5.1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5.1.1描述性統計
由表5-1描述性統計結果可知相關變量描述性統計，所選樣本的企業抵抗能力、企業適應能力、企業成長能力的均值分別為-0.1229、-1.1706、2.4267，其中企業抵抗能力的最小值為-0.3511，最大值為-0.0409，標準差為0.0567，差距不大，說明各企業的財務波動較小，抵抗能力較強；企業適應能力的最小值為-1.7321，最大值為-0.2921，標準差為0.3682，差距較小，說明各企業適應能力差異較小；企業成長能力最小值為-7.4454，最大值達到47.9334，標準差為2.4267，可見各企業的成長能力差距較大。樣本企業的高管社會網絡中心度兩個指標的最小值均為0，最大值均為8，均值分別為3.7980和4.9204，標準差分別為2.5711和2.5269，可見不同企業高管社會網絡中心度差距較為明顯。高管社會網絡結構洞的最小值為0，最大值達到0.8967，標準差為0.2448，說明不同企業所處的高管社會網絡結構洞存在差異。媒體關注最小值為0，最大值達到4.65539，標準差為1.1595，不同企業的媒體關注存在差距。

5.1.2相關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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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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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研究結論與展望
6.1研究結論
本研究通過文獻分析，根據資源依賴理論、社會網絡理論和信息不對稱理論，探索了高管社會網絡位置對企業韌性的影響，并從外部監督視角探究媒體關注在高管社會網絡與企業韌性關系中的調節作用，構建相關研究模型，通過對2011-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樣本的分析，實證驗證相關假設，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高管社會網絡與企業韌性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即高管社會網絡中心度和結構洞豐富度對企業抵抗能力、企業適應能力、企業成長能力均有積極促進作用。在更換自變量指標、滯后一期以通過傾向得分匹配后結論依然成立，說明高管社會網絡帶來的資源和信息能夠有效轉化為企業在不確定環境中逆勢增長的重要能力。這與以往大多數學者認為高管社會網絡有助于提升企業能力的觀點一致（collins，clark，2003；vandervegt，2015；el-khatib，2015；markóczy et al，2013）。高管社會網絡中心度和結構洞對企業韌性有顯著的直接影響，表明高管社會網絡是企業韌性的重要前因變量。高管社會網絡中心度是信息優勢數量的來源，面對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決策困境可以由大量的信息量緩解，高管社會網絡中心度高說明多個企業之間的共同高管數量更多，合作機會也更多；高管社會網絡結構洞是非冗余信息的傳遞橋梁，有助于企業在面對外部沖擊時快速獲取有用信息和調動資源。這與張吉昌等（2022）基于“資源-能力-關系”框架分析的中國民營企業韌性形成機制相符合，當企業面臨危機時，需要有優質資源作為支撐，幫助企業實現抵抗風險、適應環境并且實現長期業務增長。具體而言，企業高管是企業的領頭羊，有帶領企業度過危機和實現逆勢增長的責任和義務，因而高管在經營管理企業過程中會有意識發展自己的社會網絡以獲取一手信息和資源，助力企業發展。并且，高管社會網絡不是短期形成的，是需要在高管通過不斷的溝通和聯系相關人員以共同的規范和信任建立起來，這種規范和信任關系在外部不確定風險來臨時顯得尤為重要和可靠。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