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6” 城市大氣污染防治政策效果評估

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論文，筆者認為京津冀區域要實現區域大氣污染的有效控制，必須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核心，謀求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實現區域節能減排。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意義
1.1.1 研究背景
當前，京津冀地區作為中國大氣污染最為嚴重的區域，霧霾天氣頻發，嚴重影響城市的經濟發展質量。《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017年大氣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以下簡稱《2017工作方案》）于2017年2月17日發布，確定“2+26”城市作為京津冀地區大氣污染傳輸通道。為進一步加強秋冬季大氣污染防治工作，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已連續三年出臺“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方案”，2022年10月16日，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加強環保治理，繼續打好藍天碧水凈土的保衛戰”。這一系列以“2+26”城市為主的大氣污染防治措施根本目的在于有效推動京津冀及周邊區域空氣環境的不斷改善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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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2017工作方案》的貫徹落實，相關部門已制定了一系列“攻堅行動方案”，并以此為基礎，開展了后續工作。在某種程度上，《2017工作方案》和隨后出臺的“攻堅行動方案”在推動環境空氣質量持續改善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我們將《2017工作方案》和后續的“攻堅行動方案”視為一項為期4年的政策加以研究。這些方案在實施研究期內是否改善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空氣質量？該方案的政策效力是否具有長效性? 不同地區的政策實施效果有何差異？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26”城市為研究對象，嘗試評估該方案的政策實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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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內外文獻綜述
1.2.1 大氣污染防治政策的發展歷程
大氣污染是指外部環境的一些污染物含量超出標準含量，對人類的身體和呼吸道健康造成威脅甚至損害的現象。火山噴發、沙塵暴、森林火災等自然災害，工業生產、冬大氣污染主要與污染物直接排放，地理位置和氣候等因素密切相關，大氣污染的外溢性、流動性使其快速蔓延，成為人類慢性疾病的“隱形殺手”。同時，空氣污染還可能會伴隨著全球氣溫上升、生態環境惡化、酸雨等極端氣候的出現，自然生態環境因此遭到破壞。
在工業化過程中，許多國家都遭受了大氣污染的困擾。例如：英國倫敦霧霾，美國洛杉磯霧霾，日本四日市公害等。英、美、日等國針對霧霾問題，相繼開展一系列措施，積累了豐富的大氣污染治理經驗，建立比較完善的政策管理制度[2]。舉例來說包括規定排放水平，鼓勵節能減排，明確劃分政府、企業及公眾應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1956年中國頒布《關于防止廠礦企業中矽塵危害的決定》，其初衷是為了防止生產過程中空氣污染對工人的健康造成危害，也就是所謂的“保護工人”。《大氣污染防治法》于1987年頒布，在此期間，先后出臺了《工業窯爐煙塵排放標準》等政策，空氣污染防治工作獲得一定進展，處在對大氣污染防治的認知階段。自“十五”規劃以來，中央與地方陸續頒布空氣治理法案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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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與理論基礎
2.1 概念界定
2.1.1 “2+26”城市
京津冀及周邊地區“2+26”城市位于111°30′e ~ 119°50′ e、34° 16′ n ~ 41° 36′ n 之間，占地面積大約2.7×105????????2, 處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域。研究區域內四季分明，降水時空分布不均勻。夏季氣溫高、氣候濕潤；冬季氣溫低，氣候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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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大氣污染
大氣污染是指外部環境的一些污染物的含量超出標準含量，對人類的身體和呼吸道健康造成威脅甚至損害的現象。火山噴發、沙塵暴、森林火災等自然災害，工業生產、冬季取暖、汽車尾氣排放等經濟活動，都會產生污染氣體和懸浮物，例如pm2.5、so2等。大氣污染主要與污染物直接排放，地理位置和氣候等因素密切相關，大氣污染的外溢性、流動性使其快速蔓延，成為人類慢性疾病的“隱形殺手”。同時，空氣污染還可能會伴隨著全球氣溫上升、生態環境惡化、酸雨等極端氣候的出現，自然生態環境因此遭到破壞。我國大氣污染問題日益突出，不僅關系到人民的身體健康、出行安全，更是關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自《2017工作方案》及“攻堅行動方案”開始執行以來，雖然京津冀地區霧霾天數明顯減少，空氣質量顯著改善，但提升空間依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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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論基礎
2.2.1 區域公共物品理論
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相比較，具有非專有性和非競爭性。以外溢程度作為分類標準，包括國家公共品和區域公共品。由于鄰近城市之間的地理位置關系，大氣資源的使用不受行政區劃限制，流通起來沒有邊界，所以它也是一種區域公共物品。相關法律規定行政區劃內的經濟收益歸行政區劃所有，但不包括大氣環境，因為空氣污染具有外溢性，一個城市排放的污染物很可能會擴散到鄰近的城市，從而對大氣環境容量資源造成外部性影響，這是由區域公共品屬性決定的。如果僅僅考慮單個城市的利益，將無法有效發揮環境容量的效率和效益，從而對整個地區的利益產生不利的影響。
2.2.2 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理論
根據博弈雙方的合作程度，囚徒困境包括雙贏博弈和納什均衡，次優選擇屬于典型的納什均衡。博弈論既可以運用到研究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工作中，又可以用來指導區域內城市的協調、沖突和合作。若把研究區域內城市看做對弈者，通過合作和交流，共同應對地區空氣污染，從而確保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環境質量得到顯著提升，這是一種合作博弈。相反，如果各個城市把城市環境污染治理的責任推脫給其他地區，勢必會造成京津冀空氣質量的惡化，這屬于非合作博弈 。
2.2.3 綠色悖論
“綠色悖論”一詞最初由sinn（2008）提出，該理論表明當環保管制力度逐漸加大時，企業會在新的環保管制措施出臺之前，積極推動燃料在短期內銷量增長，以規避價格的下跌，進而在新的環保管制措施出臺之前賣掉大量的能源，進而造成能量消耗和碳排放量增加。gerlagh(2011) 提出如果采取不當的政策，不但會導致短期內的碳排放量增加，而且會導致氣候的整體破壞。由此，可將“綠色悖論”定義為“弱綠色悖論”和“強綠色悖論”。“弱綠色悖論”是指在短期內出現碳排放量持續增加的情況，而“強綠色悖論”則強調長期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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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6”城市大氣污染物時空演變特征
3.1 “2+26”城市大氣污染物濃度時間變化特征
3.1.1 污染物濃度年均指標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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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污染物濃度季節指標變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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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型構建與數據說明 
4.1 雙重差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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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樣本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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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26”城市大氣污染防治政策實證分析
5.1 平行趨勢檢驗
本文采用平行趨勢假設和穩健性檢驗對基本回歸結果進行驗證，以增加實證分析的可信度。雙重差分法的有效使用前提必須符合平行趨勢檢驗。如圖5-1至5-7所示：處理組與對照組符合平行趨勢檢驗，處理組與對照組的大氣污染物變化趨勢基本一致，即處理組和對照組在大氣污染防治政策實施前，各項空氣污染物的特性與變化趨勢是一致的。若要評估大氣污染防治政策的實施效果，首先應對因變量中的aqi和六項空氣污染物開展平行趨勢檢驗，滿足條件方可評價我國大氣污染防治政策的執行成效。本文使用的時間趨勢圖來考察aqi及六種污染物是否滿足平行趨勢假設，繪制政策方案各地區每年aqi及六項污染物濃度的趨勢圖。三角形折線反映處理組城市的變化趨勢，圓形折線反應對照組城市的變化趨勢，結果表明，在大氣污染防控措施執行以前，處理組和對照城市的aqi及六項污染物的走勢基本上是平行的，有些還會出現一定程度的重疊，這表明兩組中沒有顯著的系統差別，這與平行趨勢假設相符合。
5.1.1 空氣質量指數（aqi）平行趨勢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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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六種空氣污染物平行趨勢檢驗

行政管理論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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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與建議
6.1 主要結論
本文首先在時間和空間兩個不同維度上，分析研究區域內污染物濃度指標在年度、季度、月度及區域空間分布情況；其次，以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綠化覆蓋率、人口密度、公共交通發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控制變量，運用雙重差分模型評估京津冀大氣污染防治的政策效果，隨后通過安慰劑檢驗、剔除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增加控制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最后，基于2014-2020年研究區內49個城市的面板數據開展異質性分析，通過比較分析發現政策效應具有區域異質性。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第一，基準回歸的結果表明，我國大氣污染防控措施對京津冀及周圍區域的空氣質量有明顯改善，以六種單項污染物濃度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發現，大氣污染防治政策僅對pm2.5、pm10和no2的改善效果顯著；對so2、co的改善效果不明顯，對o3有增加作用但并不顯著。o3平均濃度在方案實施后不減反增，這是因為o3不是從直接釋放產生的，其濃度升高與氮氧化物（nox）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的排放有關。
第二，基準回歸結果表明，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大氣污染防治政策的實施會顯著改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整體空氣質量。加入控制變量之后進行基準回歸結果顯示：大部分污染物排放與經濟發展呈“u”型趨勢，人均gdp起初對大氣污染物有抑制作用，會改善空氣質量，但隨著經濟水平的進一步提升，空氣質量不斷惡化；第二產業比重與大氣污染物排放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使工業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第三產業比重與大氣污染物排放表現為正相關關系，其對地區大氣污染的作用較弱；研究區內的綠化覆蓋率沒有起到降低空氣污染的效果，即其對空氣質量無明顯改善作用；隨著人類活動強度的增加和能源消耗的持續增長，空氣污染形成規模效應；公共交通水平能顯著降低本地o3排放，但對其他污染物減排的溢出效應和示范效應有待提高；外商直接投資系數為負值，并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通過引導新技術研發，增加綠色技術的資金投入，使其減排效果得以發揮。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