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西藏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探討

本文是一篇mpa論文，本文基于西藏城鄉融合發展的大趨勢，以要素流動為視角，先通過熵值法求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城鄉融合間的綜合發展水平，再通過中介效應模型檢驗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能否通過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要素在城鄉間不斷流動來實現。
第一章緒論
1.1研究背景、意義與目的
1.1.1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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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歷史悠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處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發展階段，區域之間沒有經濟差距或差距很小。改革開放后國家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發展生產力”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的口號，自此我國除了大力發展沿海城市以外，還實行先發展城鎮、后發展農村，推動以城帶鄉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政策。很快我國先后經歷了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發展階段，我國城市化目標快速實現。但與此同時，我國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為了改變這一局面，2017年黨的十九大首次以文件的形式明確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正式把我國的城鄉關系從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推進到城鄉融合發展階段。2021年4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了《2021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文件，指出要推進全國各地開展城鄉融合改革，建立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明確到2022年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初步建立。在此背景下，全國城鄉都開始探索融合發展的新路徑，城鄉融合發展已然成為了未來經濟增長和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經之路。
目前城鄉融合發展面臨最大的難題就是城鄉發展不均衡，這種不均衡不僅體現在生產力上，而且還體現在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分布上。自2006年“十一五”規劃首次提出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后，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又再次強調了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性，并明確到2035年要基本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也明確提出要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并包含了“優先發展城市公共交通、加強市政公用設施建設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三個方面。西藏城鄉融合進程本就比全國晚，城鄉間經濟總量、社會狀況和生活水平等差距也很大，并且西藏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建設程度遠高于鄉村，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程度顯著又會再次擴大西藏城鄉融合發展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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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內容與方法
1.2.1研究內容與技術路線圖
（1）研究思路與內容
本論文以城鄉融合發展理論、公平理論、協同治理理論和要素流動理論為指導，結合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同時立足于西藏實際情況，遵循“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綜合水平測度、西藏城鄉融合綜合發展水平測度——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影響西藏城鄉融合的機制研究——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建議與對策”這一邏輯主線，在研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西藏城鄉融合發展間關系并通過中介效應發現其影響機制的同時，提出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相關建議。論文在結構上主要分為六部分。
第一部分：緒論。緒論主要闡述本文的背景、目的、意義、研究內容與方法以及創新點與不足等。
第二部分：相關理論和機制分析。相關理論包括核心概念界定、文獻綜述和理論基礎。文獻綜述部分首先闡述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內涵、指標體系構建和現狀以及城鄉融合的內涵、指標構建與影響因素，反映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城鄉融合的內容與研究動態。然后是二者關系研究和文獻述評；最后闡述城鄉融合理論、公平理論、協同治理理論和要素流動理論，為整個研究提供理論支持。路徑分析部分主要從理論上闡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城鄉融合的影響路徑，并作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影響城鄉融合發展路徑”的機制圖。
第三部分：現狀分析。主要對西藏目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現狀和城鄉融合演變發展過程及現狀加以闡述。
第四部分：指標構建與實證。該部分選用西藏2013-2020年省級面板數據，分別構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標體系和西藏城鄉融合指標體系，運用熵值法進行客觀賦權和測算，以求得綜合指數。
第五部分：中介模型構建和機制分析。本章節根據協同治理理論和要素流動理論，構建中介效應模型，并展開顯著性效應驗證，以分析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影響西藏城鄉融合發展的路徑。
第六部分：結論與對策建議。通過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方法的運用，得出西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影響城鄉融合的路徑，并結合實際給出相應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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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綜述與理論基礎
2.1文獻綜述
2.1.1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相關研究
（1）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內涵
有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1776)在《國富論》中的闡述，他明確指出政府應提供一定的物品和服務，并采取公平的方式進行分配。亞瑟·賽斯爾·庇古（1920）和阿馬蒂亞·森（1970）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提出促進“社會最優配置”，強調政府主體在公共服務過程中要注重公平與效率等；詹姆斯·m·布坎南（1950）等人從財政制度的角度提到財政分配與公共服務均等化關系密切，提出財政轉移支付等手段的使用能夠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更好實現；還有一些學者用“投入公平、效果公平與需求滿意公平”（薩瓦斯，1978）和“機會均等、結果均等（羅默，1993）”等詞來解釋和衡量公共服務均等化。而有關基本公共服務及其均等化的具體內涵，國內學者給出了以下幾類說法：一是從供需平衡角度下定義。該定義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供給的實現主要依靠中央政府制定可靠的公共服務政策標準和具備良好的財政支付能力（丁元竹，2008），從而使得每個公民都有同等機會享有基本公共服務以滿足其各方面的基本需求。而公共服務均等化需求的滿足則是通過增加公共服務群體，擴大公共服務區域和拓寬公共服務領域等來實現。隨著時代的變化和政府供給能力的不斷提升，公共服務領域已經涵蓋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公共文化、社會保障和就業、基礎設施服務以及生態環境服務等多方面。二是從公共服務自身特點的角度來予以說明。學者們認為基于公共服務具有消費的非競爭性、收益的非排他性（馬國賢，2007）、公共利益屬性（楊弘，2012）、一定空間范圍內的同質性等特征，因此在提供公共服務時應該實現為全體公民提供公平可及和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這是目前受到國內學者們廣泛認同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內涵。另外這也與國家“十二五”規劃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定義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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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核心概念
2.2.1城鄉融合
城鄉融合，簡單來說是“城”與“鄉”二者間的融合。但“城”、“鄉”所代表的含義和所指范圍卻比較模糊。一般來說，“城”就是城市，“鄉”就是鄉村，歐美一些國家把城市和鄉村的分界點設置為是否從事與農業相關的職業以及自然而然形成的農業生產區域。而中國目前有兩種說法，一是根據省市縣鄉村五級行政劃分標準，把建制鎮以上的大的居民點稱為城市,其余稱為鄉村（這種說法存在爭議）；二是某個空間區域里人數總量和核心地帶人口密度達到規模以上、分散的居民群體能夠組成一個法人社團，這樣的區域稱之為城市建制，其余未達到規模以上的區域稱為農村。融合原本是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不同事物相互連接、合在一起的狀態和過程，因此從字面含義上講，城鄉融合就是將城市與鄉村結合在一起的穩定關系。從城鄉關系的角度來說，城鄉融合實際上是對發展相對成熟的城鄉關系的形容，但一直以來，由于受到城鄉二元分割制的影響，城鄉融合呈現出不均衡的發展狀態。到目前為止，中國城鄉關系經歷了割裂對立、分立分治、改革調整、協調互動、融合一體五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有其不同特點，但學者們在定義城鄉融合時，往往能夠抓住不同時期的相同特征給出解釋。城鄉融合是學者們對城鄉關系走向成熟的肯定，其最終愿望是促使城鄉關系從從二元走向一元，從對立走向合作，從獨立發展走向互利雙贏。因此，本文認為，城鄉融合是一種以互惠雙贏為原則、以縮小城鄉區域差距和實現社會與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涉及城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多層次、全領域發展的動態實現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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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西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及城鄉融合發展現狀
3.1西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發展現狀
3.1.1教育均等化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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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醫療衛生均等化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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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城鄉融合綜合水平指標構建與測度
4.1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測度
4.1.1指標選取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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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測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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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影響西藏城鄉融合的實證分析
5.1變量選取與構造
5.1.1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3-2020年為時間段，選取8年面板數據對西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城鄉融合發展路徑進行實證分析，論文所有數據均從《中國統計年鑒》、《西藏統計年鑒》、西藏各地市統計年鑒、中國知網有關統計數據和西藏歷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獲得，由于數據存在少量缺失值，該部分采用插值法補齊。
5.1.2變量選取與構造
（1）被解釋變量
本文選取城鄉融合（urban rural integration，簡稱uri）作為被解釋變量，目前學者們對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量化大多都為根據自身需要構建相應的城鄉融合指標體系，本文衡量城鄉融合綜合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由空間融合、經濟融合、人口融合、社會融合和生態融合5個一級指標和14個二級指標構成，指標采用熵值法測算并求得綜合指數作為本文的被解釋變量。
（2）核心解釋變量
文章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簡稱eps）作為解釋變量，在構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指標體系時，文章遵循了國家“十二五”規劃中對基本公共服務的劃分，選取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基本包含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住房保障、文化體育等領域）作為一級指標和12個二級指標，測算得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綜合指數作為核心解釋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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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西藏城鄉融合的發展建議
6.1加強公共服務，著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6.1.1統籌落實財政資金，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近年來，西藏gdp增速已連續五年高于全國平均值，步入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但由于西藏經濟基礎弱，底子薄，使得其目前仍是全國經濟排在后面的地區，全區財政收入遠遠低于財政支出所需（2020年全區財政收入220.986億元，而財政支出達到2210.9192億元），因而西藏政府財政支出相當一部分仍然依靠中央政府的財政撥款和全國其他省份的轉移支付。對于此，自治區政府應該統籌規劃和分配財政資金，將資金投入逐漸向鄉村建設尤其是鄉村基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上傾斜，保障鄉村居民基本需求的真正實現。另一方面，對于財政收支入不敷出的現狀，自治區應大力支持、鼓勵地區經濟尤其是地區特色經濟發展，不斷增加居民收入，提升經濟總量，為促進地區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財力基礎。
6.1.2強化公共服務供給和分配能力，打造平等普及的公共服務體系
“十二五”規劃明確提出我國的基本公共服務包括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文化、就業和社會保障、醫療衛生、計劃生育、住房保障、交通通信、環境保護等領域的公共服務，因此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時既要做到全覆蓋，又要在資源供給和分配上有所側重。比如：為滿足基本生存需要，就要在社會保障上加大投入，更多地解決醫療、社保和住房等問題。為滿足發展需要，就要多投入資源到教育文化、交通通信等方面。此外，基于西藏城鄉經濟上的差距，在分配資源時，應該著重考慮建立和加強城鄉間的聯系，主要是經濟聯系。比如可以從道路建設、互聯網建設等方面打通聯系，在此基礎上加強城鄉間各要素流動，從而在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礎上實現城鄉融合。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