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綠色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及提升策略思考

本文是一篇mpa論文，本文采用基尼系數雙維分解方法，從空間結構和指標構成兩個維度，揭示中國區域農業綠色發展差異及其來源，并借助分布動態學模型深入考察中國省際農業綠色發展的動態演進趨勢，立體展示中國農業綠色發展的提升潛力和發展方向。
第1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
1.1.1研究背景
推進農業綠色發展是農業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而推進農業綠色發展正是農業領域落實綠色發展理念的具體實踐。農業綠色發展是全面實施節約戰略、夯實糧食安全根基、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然選擇，對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奮力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具有重大意義。2022年6月，“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上指出，農業資源保護、農業面源污染、農業生態系統修復、綠色低碳產業鏈條構建等農業綠色發展相關領域已經取得了積極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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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如此，我們仍需理性面對中國農業綠色發展中的問題和挑戰。一方面農業以資源消耗為基礎的原始運作模式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使得在農業實現快速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惡化，農產品質量堪憂，優質安全農產品的需求供給出現結構性錯配。數據顯示，中國化肥綜合利用率不高，耕地面積占比不到全球總量1/10的情況下，化肥施用量卻占全球總量的1/3。這已成為農業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中國耕地土壤點位超標率居高不下，進一步加劇了土壤和水體污染風險。農業生產活動對資源環境具有較大負外部性，而農業作為一個高度依賴自然資源稟賦的部門，從長遠來看，自然資源條件將嚴重影響到農業生產、農產品質量和生態環境的安全。另一方面，部分區域存在農業資源環境超載、農業生產布局與水土資源空間格局不匹配等問題，資源硬約束日益加劇，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供給受到威脅。據統計，2009～2019年中國耕地年均凈減少超過1100萬畝，其中，被譽為“耕地中的大熊貓”的黑土地水土流失嚴重，2019年東北黑土地水土流失面積更是超過黑土地總面積的20%。根據水利部資料顯示，全國近二分之三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現象，年缺水量達五百多億m3。北方部分地區水資源開發利用率更是超過100%，地下水位持續下降。農業作為用水大戶，其用水量占比常年維持在60%以上，但農業用水浪費嚴重，節水潛力巨大。從長期來看，中國水土資源緊縮，資源約束問題制約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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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內外文獻綜述
1.2.1農業綠色發展概念內涵的發展
綠色發展理念是逐漸演變的現代化理念。國外關于“農業綠色發展”理論研究與實踐相對較早，“生態農業”（eco-agriculture）最早在1924年歐洲興起，隨后生態農業模式在世界各國得到了一定的發展。1935年英國農學家霍華德（howard）首次提出“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的概念，隨后該農業模式不斷推廣應用，得到了良好的效果。1945年美國綠色農業的先驅羅代爾（rodale）首次提出替代傳統農業的“綠色農業”（green agriculture），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綠色農場——“羅代爾農場”，此時綠色農業是強調使用新技術手段來代替傳統，來實現自然無限循環的生態模式。由于當時科學技術的欠缺和廣泛的不認同，導致綠色農業模式的發展推廣極其緩慢。20世紀80年代，現代石油農業發展模式帶來的負面影響已不可忽視，1980年聯合國大會首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至此世界各國紛紛將綠色農業發展提上日程。就農業領域而言，可持續農業是指采取具體的方法來合理地利用與保護自然資源，并通過更新傳統的農業發展模式，引入技術和制度改革，以確保當代人類及其后代對農產品的需求。為了規范農業可持續發展，以歐盟為代表的國家和地區設置有機農業標準、頒布法律法規支持綠色農業的發展。
國內對于“農業綠色發展”的理論研究相對較晚。20世紀80年代，我國專家學者最早將農業與生態學結合起來研究生態循環農業，強調農業的生態平衡、生態系統、生態循環、生態效益等方面。進入21世紀，農業生產要素投入不斷增加，農產品產量連年增長的同時，引發食品質量安全問題，綠色農產品的剛性需求給農業綠色發展創造了現實條件。這一時期，研究觀點集中在農產品消費安全、農產品質量安全、農業資源環境消耗等方面。進入新時代，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綠色”發展理念，為農業綠色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和政策依據。諸多學者分別在農業領域的環境污染、綠色科技、資源消耗等多方面展開深入研究，自此，農業綠色發展的范疇趨向多元化、豐富化。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國內學者開始探索中國特色農業綠色發展的概念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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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農業綠色發展理論基礎與實踐歷程
2.1  農業綠色發展理論基礎
2.1.1外部性理論
外部性理論（externality theory）是基于各個經濟學派的思想觀點不斷發展而來的，其最早可以追溯到燈塔理論和外部經濟的論述。劍橋學派奠基者西奇威克（sidgwick）在其《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認識到外部性的存在。隨后，在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中，新古典學派創始人馬歇爾（marshall）首次提出“外部經濟”的概念。在前人的開創性研究基礎上，福利經濟學創始人庇古（pigou）將其分為了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并對外部性理論進行了一系列系統性論述。而后，新制度經濟學奠基人科斯（coase）也對傳統外部性理論進行了創新發展，在1960年出版的《社會成本問題》中提出了“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外部效應理論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經濟理論，是市場在生產領域中無效率的表現，自然資源的浪費和生態環境的破壞是最典型的外部性問題。因此，面對農業經營方式粗放、農業面源污染及農產品質量堪憂等外部性問題，政府首當其沖，迫切需要做出一系列政策回應和制度安排。
2.1.2協同理論
協同理論(synergy theory)，也被稱為“協同”或“協同效應”，是一門基于跨學科研究的新學科。1971年著名物理學家哈肯（hermann haken)）首次提出“協同”概念。該理論的主要思想是協同造成有序，即受外部因素的影響，系統各個要素之間會產生緊密的耦合關系，最終讓體系從混沌無序狀態轉變為穩定有序狀態。1976年weick率先將協同理論運用到教育管理的問題處理當中。就農業領域而言，早在1999年任繼周院士就提出，協同效應是農業系統的必要屬性，協同理論充分利用農業各子系統的功能，使農業系統的整體功能大于局部功能的總和，實現整個農業系統功能的最大化，在農業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農業系統協同效應不僅涵蓋了不同農業子系統的協同反應，還涉及到糧食安全與水資源、耕地資源、農業物資投入、勞動力成本等微觀層面因素的協同，以及糧食安全與經濟發展、城鎮化、環境規制、市場開放、技術進步等宏觀層面因素的協同。本研究有效借鑒了協同理論的精髓部分，來進行相關農業綠色發展指標的選擇，對整個指標體系起到完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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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農業綠色發展實踐歷程
2.2.1推動農業綠色發展的時代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取得長足發展的同時，也付出了資源匱乏、污染和環境破壞的高昂代價。長期以來，我們總是強調農業資源大國，卻掩蓋了整體農業資源不足的事實。此外，從根本上沒有扭轉傳統農業發展方式，最終導致農業生產面臨著資源匱乏和環境惡化的雙重制約，農業可持續發展面臨重大挑戰。
第一，資源硬約束日益加劇，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供給受到威脅。耕地、水資源是農業生產最基本的生態資源要素，而人多地少水缺是我國基本國情。一方面，中國耕地面積一波多折，增減趨勢復雜。1957～1995年，全國耕地年均凈減少超過400萬畝；1996～2008年，年均凈減少超過700萬畝；2012～2019年，年均凈減少超過1000萬畝，以上現象說明中國耕地保護形勢嚴峻。另一方面，水資源供需矛盾制約可持續發展。近年來農業用水占全國用水總量的比重維持在60%以上，農業用水效率不高，節水潛力巨大。缺水的同時，全國水生態環境問題十分突出，北方部分地區的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已超過100%，地下水位持續下降。從長期來看，中國水土資源緊縮，資源約束問題制約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
第二，環境污染問題突出，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的任務更加艱巨。當前，農業資源環境的雙重性污染嚴重制約了農業的健康發展。一方面，工業、城市生活等外源性污染已向農業和農村地區蔓延，《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耕地土壤點位超標率達19.1%，農業生產區環境狀況不容樂觀。另一方面，農業內源性污染嚴重，過度使用化肥和農藥等農業投入品，化肥、農藥等農業投入品過量使用，導致地表農業資源的污染越來越嚴重，增加了水土污染的風險。根據數據計算，“九五”時期到“十二”時期中國化肥施用強度分別是安全上限（225公斤/公頃）的1.16倍、1.29倍、1.50倍、1.60倍。農業作為一個高度依賴自然資源稟賦的部門，從長遠來看，自然資源條件將嚴重影響到農業生產、農產品質量和生態環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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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農業綠色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3.1 指標選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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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標體系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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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兩階段熵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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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農業綠色發展水平綜合評價分析
4.1 全國層面農業綠色發展水平評價分析
4.1.1 農業綠色發展綜合水平的評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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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農業綠色發展分項水平的評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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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農業綠色發展水平動態演進趨勢

5.1 研究方法 
5.1.1 基尼系數雙維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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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kernel 密度估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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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農業綠色發展水平總體差異及結構來源
5.2.1農業綠色發展水平總體差異
中國農業綠色發展水平的總體差異程度除個別年份輕微上升，整體上呈現波動下降態勢，農業綠色發展逐步向優化均衡方向演變。樣本期間中國農業綠色發展水平總體基尼系數年均下降2.59%，2020年中國農業綠色發展總體地區差距較2012年縮小了18.91%。這一特征與前文省際綜合分析相符，中國農業綠色發展存在擴散效應，促進農業綠色發展跨地區協同提升，使得總體地區差距有所緩和。具體來看，2012～2016年中國農業綠色發展水平總體基尼系數出現反復的上升與下降。結合前文空間分布情況，東北農業綠色發展水平呈波動提升態勢，而其它地區穩步增長，間接體現為農業綠色發展總體地區差異的波動。2017～2020年中國農業綠色發展水平總體基尼系數呈現出穩步下降趨勢。2017年起，國家為助力生態文明建設和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綠色發展成為農業發展方式的戰略目標，全國各城市綠色農業發展的步逐步加快。但隨著生態文明建設實踐如火如荼展開，不同地市農業生態文明建設的邊際成本遞增，上行壓力開始顯現[83-84]，農業綠色發展總體地區差距的下降速度放緩。根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農業基礎較為薄弱的地區，往往具有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從而促進了農業高質量發展的高水平收斂，進而縮小了農業綠色發展的地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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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研究結論及農業綠色發展提升對策
6.1  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構建農業綠色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在對中國30個省份2012～2020年農業綠色發展水平測度的基礎上，從綜合水平和分項指標視角出發，動態立體地展示中國農業綠色發展的水平。首先，從全國、區域和省際三個層面對農業綠色發展水平評價結果進行綜合分析；其次，利用區域差異分析法，從空間結構和指標構成兩個維度，揭示農業綠色發展水平的總體差異及其來源；最后，深入考察中國30個省份農業綠色發展水平的分布形態及演變態勢、轉移概率及演進趨勢，把握中國農業綠色發展的空間分布模式及動態演進趨勢。從而為新時代全面落實農業綠色發展目標任務提供決策參考依據。
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結論如下：
（1）農業綠色發展水平的測度結果。
從全國層面來看，中國農業綠色發展全時期總體水平穩步提高。中國農業綠色發展綜合水平由2012年的0.446提升至2020年的0.573，年均增長率3.18%，總體呈現出先快速增長后緩慢上升的變動態勢。在分項指標貢獻上，資源節約保育是首要組成部分，生態環境安全是重要組成部分，綠色產品供給是短板組成部分，生活富裕美好是主要驅動力量。從區域層面來看，中國農業綠色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四大經濟區域農業綠色發展水平排名依次為東北＞東部＞西部＞中部。變動趨勢上東北地區“一馬當先”格局被打破，地區間出現“你追我趕”局面，農業綠色發展區域協調性增強。就三大功能區而言，三大糧食功能區農業綠色發展水平排名依次為主銷區＞主產區＞產銷平衡區。變動趨勢上主銷區農業綠色發展水平增長速度明顯快于其它地區，三大功能區農業綠色發展地區差距加大。從省際層面來看，中國農業綠色發展水平呈現空間非均衡特征。按2012～2020年均值排序，浙江農業綠色發展水平（0.78）居全國首位。按水平梯隊分類，省際農業綠色發展水平呈現多點多源多鏈條分布，具有促進農業綠色發展從增長極向周圍不發達地區的擴散效應。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