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師陀小說的鄉土書寫探討

本文是一篇文學論文，筆者認為在抗戰的視域下觀照師陀小說當中的鄉土書寫，可以發現，對于師陀來說，鄉土書寫正是其在“毀家紓難”的現實境遇里的自我疏解的一種方式。正是在經過鄉土的滌蕩之后，作者才能夠更加堅定、勇敢地面對這個世界。
第一章“九一八”事變之后的鄉土書寫
第一節戰爭陰影籠罩下的百姓：懷著“耐苦的心”

文學論文怎么寫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以這一事件為起點，日本帝國主義不斷發動侵略戰爭，導致東北地區漸次淪陷。正是在這國難當頭，師陀剛剛從故鄉河南來到北平，以“考大學”為名尋找出路。但是實際上，師陀既沒有“報名考試”，也尚未“決心從事寫作”。但是，不具備職業作家的身份并不妨礙師陀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后，迅速創作了兩個與此事件相關的短篇：《請愿外篇》與《請愿正篇》。這兩篇小說正是對“九·一八”事變引發的學生運動所做的記錄。在這兩篇小說當中，無論是《請愿外篇》當中的群眾，還是《請愿正篇》當中的學生，作為這場愛國運動的旁觀者與參與者，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游離于這場運動之外。或者更進一步講，這場愛國運動表現出的，恰恰是無論群眾還是學生都嚴重缺乏愛國意識。并且，盡管這兩篇小說確實存在著作者在后來的一些回憶性文章當中提到的弊端：“文字……受五四的影響，歐化加方言土語，主要是自己缺少運用文字的能力。”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師陀創作的起步階段，其作品確實是與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作為師陀創作的起點，《請愿外篇》與《請愿正篇》這兩篇小說的署名都是蘆焚。后來，在作者“決心從事寫作”，也就是1933年第二次到北平之后，其繼續沿用的也是蘆焚這個筆名。而“師陀”則是作者在“蘆焚”筆名被盜用之后重新更換的筆名。這實際上已經是4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也許在開始創作的當時，作者就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其實并不擅長類似于《請愿外篇》與《請愿正篇》的創作，因此，筆名為“蘆焚”的小說家不再繼續此類敘事，而是開啟了具有獨特個人風格的鄉土書寫。并且，其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谷》在1937年就與曹禺的劇本《日出》以及何其芳的散文集《畫夢錄》一同獲得了《大公報》文藝獎金，可見其鄉土書寫的確具有非凡的魅力。
在書寫鄉土的過程中，師陀頻繁寫到人物之間的一種對合關系，那就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這種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具體表現為多種形態，分為雇主與佃戶，男人與女人等。盡管人物的具體身份并非全然相同，但是他們在相互之間共同體現出的正是壓迫與受壓迫的本質。在雇主與佃戶的關系當中，最典型的例子當屬短篇小說《老包子》。在長工老包子年老體衰“不中用”之后，掌柜丙寅借口老包子弄死了一匹小馬，要和老包子算經濟上的賬，結果便是老包子拿著只得的“七十七吊錢”以及“他的破雜碎”“住到秋二娘搬出去的關帝廟里了”。正是通過算賬這種看似公平的方式，師陀寫出了一種極致的壓迫。最后的這七十七吊錢以及老包子不中用的身體恰似被嗜血吃肉之后又被吐出來的無法消化的骨頭。因此，在掌柜丙寅看來是理所應當的算賬，實際上正是對老包子的一種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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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拿起武器的農民：“挫敗的剩余者”
實際上，在抗戰前期，師陀不僅寫到了戰爭陰影籠罩下的百姓，還寫到了拿起武器的農民。如若說師陀是按照鄉土書寫的模式來描寫抗戰小說當中的農民形象，那么，對于拿起武器的農民這一作者既沒有實踐經歷，又無法從其日常生活當中吸收創作靈感的特定角色，師陀更多的只能憑借自己的想象來塑造。然而，想象并不決然只是想象，作者的鄉土書寫習慣也體現在其中。也就是說，在專門寫到“拿起武器的農民”這一特定主體形象的抗戰小說當中，還雜糅著諸多鄉土的影子。正是在鄉土的介入之下，包含“拿起武器的農民”的抗戰小說《人在風霜里》、《邊沿上》與《三十六個人與一匹馬》，呈現出不同于一般抗戰小說的別樣風貌。
1933年的《人在風霜里》是師陀最早創作的涉及拿起武器的農民的抗戰小說。作為一篇抗戰小說的主人公，“當了義勇軍”的朱連德本應該充滿抗戰熱情，但是他在小說當中體現出來的似乎只有對黑土地的無限渴望與眷戀。在這篇總共十頁的小說當中，朱連德與黑土地頻繁關聯，二者之間持續的聯接以不可抵御的態勢壓倒了小說當中斷續的抗戰敘事，盡管這被壓倒的部分正是一篇抗戰小說所應該呈現的主體：
“……甚么時候再回來呀……瞧，那黑的土地，撒上種就會有糧食的黑的土地喲！”他是愚蠢的，也有著愚蠢的觀念。
從這些朱連德與黑土地充分關聯的引文可以發現，充軍并非朱連德所愿，因為正是充軍逼迫他離開了黑土地；但是，對于“打走日本小鬼”，朱連德卻是真心實意的，因為只有趕走日本人，他才能回到自己日思夜想的黑土地上。顯然，在朱連德身上，作為農民的一面要比作為士兵的一面重要得多。然而，仔細觀察引文可以發現另一個細節，那就是在朱連德與黑土地的每一處聯接，幾乎都會出現作者的評判：朱連德是愚蠢的。農民對土地的熱愛本不應該被如此評價，也就是說，作者的這句評判并不是基于熱愛土地的朱連德是一個農民的立場，而是對于朱連德所處的正是作者忽視已久的抗戰敘事來說的。因為在一篇抗戰小說當中，一個士兵如此鐘愛土地，念念不忘自己的農民身份，這正是農民愚蠢的體現。然而，作者對士兵“農民式”的描寫與強調士兵身份的評判出現了微妙的割裂，換句話說，作者竟然在一篇抗戰小說當中極盡刻畫一個士兵對土地的深情，卻又基于抗戰小說的維度對其進行了并不認同的評判。而且，作者的評判永遠都是“朱連德是愚蠢的”，這只能顯示出其評判的蒼白與無力。因此，評判的內容本身又構成對評判的否定。無論如何解釋，這種并置的對立都顯示出作者態度上的模棱兩可。而這正暴露了作者創作抗戰小說或者說塑造參戰士兵的困惑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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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對于全面抗戰時代的回應
第一節抗戰敘事中農民的再書寫
1937年5月，師陀的短篇小說集《谷》獲得了《大公報》文藝獎金。同年7月7日，七七事變標志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就在戰火從北向南不斷蔓延的時候，師陀逆人流去到上海。此前他與卞之琳在雁蕩山住了一段時間。在雁蕩山的日子很灑脫，可以洗山間清泉的冷水澡、吃回歸自然的人間飯，也偶然會因天降急雨擔心出山尚未歸來的同伴。但是，從外面傳來的報紙送來了戰火的消息，驚擾了這兩只來此休憩的自在鳥。他們急切地想要回到上海，于是第二天便搭上了返程的班車。但是這趟回程并不順利，反而充滿了狼狽的變數。他們怎樣因為一個久矣被卞之琳遺忘在行李中的紙團而被莫名其妙地扣押；又恰巧被偶然的同行者看到師陀在文章上的署名，因此主動作證而解除誤會；又遇到從上海逃出的怎樣洶涌的人流，差點將他們擠回來時的方向。這些在卞之琳的《話舊成獨白：追念師陀》當中都有充滿溫情的記載。
然而，并非所有現實的殘酷都可以以回憶的方式被溫情地講述。回到上海的師陀，被迫直面殘酷的戰爭。當炮火近在咫尺，他是否還能夠甚至只是從容地將“從家門前撿來的雞零狗碎”“編綴起來”？答案無疑是否定的。因為就在全面抗戰的初期，師陀寫了好幾篇有關抗戰的小說。它們后來合在一個集子里，叫做《無名氏》。《無名氏》包括一篇《序言》以及五個短篇。這五個短篇分別是《無言者》、《無名氏》、《春之歌》、《夜哨》、《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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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鄉土經驗遮蔽下的“一二·九”學生運動書寫
也許作者自己也意識到，類似于《無名氏》當中的抗戰小說，其實正是鄉土小說的再生。在這個戰浪滔天的時代，僅僅關注農民與鄉土，似乎是一種“局限性”的表現。況且，給自己熟悉的書寫對象農民附加自己并不熟悉的戰事經驗，這對作者的創作來說也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極易使作者落入先前形成的情感漩渦。而且，挑戰的結果是《無名氏》并沒有得到認可，反而被批評“這五個短篇是作者的與生活脫節的作品”。因此，這種種因素都導致，在作者之后的創作生涯當中，甚至包括其所在的城市上海淪陷之后，師陀再也沒有寫過類似的直接以農民為主角并直接表現抗戰的小說。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作者已經放棄了回應時代。實際上，從師陀80年代的回憶性文章當中可以得知，就在1935年12月9日當天，他“還和北京大學的學生一道參加了北平‘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顯然，這場親歷的愛國學生運動成為全面抗戰時期師陀開啟新的抗戰敘事的契機。并且，也許正是有關這場愛國學生運動的親身經歷，打破了師陀在創作生涯開始時發表的《請愿正篇》與《請愿外篇》當中關于學生運動荒謬不堪的印象。在后來師陀的眼中，“學生是愛國的。”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對于學生運動情感態度的變化促成了作者關于同種類型事件書寫內容的改變。并且，《請愿正篇》與《請愿外篇》的寫作方式也沒有被作者沿用：“這件事是毫不謬誤的發生在p城的。這篇只是照實的記錄，算不得小說。所以它名為‘外篇’者，因為還有一個‘正篇’，大學生的靈魂是全記在那里的。不久可以寫出來，作為本文的姊妹篇，以補其不足。”因為對于此時的師陀來說，“照實的記錄”顯然已經不能夠滿足作者的創作意愿，他有了一個更宏大的計劃，那就是要創作一個有關“一二·九”學生運動的三部曲。關于這個三部曲，師陀曾經在《師陀自傳》當中都提到過：《雪原》（這是應香港《大公報》副刊主編楊剛之約，以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為題材的三部曲，后因香港淪陷于日寇之手，《大公報》停刊，僅寫成一部半）……但是其在《師陀談他的生平和作品》當中又說：“有兩點應該更正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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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抗戰主題下個人情感的表達
第一節“家族衰敗”的回望與書寫
師陀其實是一個很內斂的人。含蓄、收斂是他的特點，他很少書寫與自身相關的事件，他在文字當中流露出來的情感都是對他人他事的態度。解志熙曾在《蘆焚的“一二·九”三部曲及其他》這篇文章當中，通過考察散文《家書——與蘭夜》和《牧笛》的版本差異，得出這樣的結論：“師陀之所以如此修改……折射出師陀的性格特點，他是個不大愿意自我表露、非常克制感情的人，表露了一星半點，隨后就會后悔，于是便動手修改、刪節，甚至索性撇棄此類文字。”事實上，這種摒棄有關自身文字的情況在師陀的作品當中并不是特例。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師陀早期有很多作品記錄的都是身邊發生的事情。以短篇小說集《里門拾記》和短篇小說《金子》最為典型。在《<里門拾記>序》中，師陀提到，這本小說集是“隨手從家門前撿來的雞零狗碎，編綴起來的貨色”。而《金子》，則是作者在北京目睹大學飯館學徒的命運之后，“為了對北京（擴大一點，當時的全中國）飯館學徒遭遇的不平”而創作的。盡管這些小說取材于作者的見聞，作者也在作品中流露出自己的態度和情感傾向，但是實際上，在整個的敘述過程中，作者始終都是一個旁觀者。也就是說，作者始終都是以超然物外的態度來看待、書寫這些事情的。正如楊洪在評論短篇小說集《無名氏》之下的的同名文章時說的：“作者依然沒有忘記農民，對農民的愛依然沒有喪失，可是業已遠離了農民。作者誠然還是同情著農民的，也正只剩著了同情。”錢理群同樣提到《無名氏》當中的《胡子》這篇小說：“作者是站在他的對象之外，甚至多少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來描寫、贊揚他們的。”

第二節個人理想的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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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全新的跋涉者形象：“離去——歸來——再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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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師陀創作歷程中最重要的一段時期，基本上與抗戰重合。并且，無論是抗戰前期，還是全面抗戰時期，其廣受好評的鄉土書寫，一直都是師陀創作的重點。那么，將師陀小說當中的鄉土書寫放在抗戰視域下進行考察，將會發現，其鄉土書寫并非對時代的逃避，而恰恰包含了作者對時代的回應。
在抗戰前期，師陀的鄉土書寫主要基于自己的鄉土經驗。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東北成為淪陷區。此時的師陀盡管并沒有身處淪陷區直接遭受戰爭的侵擾。但是，抗戰作為時代的主題詞，并沒有被師陀忽略和遺忘。因此，對黑土地的書寫本身就體現了作者對戰爭的思考。并且，作者對黑土地的書寫正是自己鄉土經驗的再現。
全面抗戰時期，師陀被迫卷入戰爭的漩渦，而鄉土仍舊是其寫作的主題。此時的師陀對戰爭有了直接的體驗，因此這一時期的鄉土書寫與抗戰前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鄉土不再只是過去經驗的呈現，而是被賦予了更多現實的因素。因此，全面抗戰時期的鄉土書寫一方面體現了作者對時代的回應，另一方面則展現出作者抒發自身情緒的現實需要。
因此，在抗戰的視域下觀照師陀小說當中的鄉土書寫，可以發現，對于師陀來說，鄉土書寫正是其在“毀家紓難”的現實境遇里的自我疏解的一種方式。正是在經過鄉土的滌蕩之后，作者才能夠更加堅定、勇敢地面對這個世界。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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