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及觀念人力資本與現代經濟發展的淵源分析

　　摘要： 經濟發展的實質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 創新的主體是“觀念人力資本”即企業家階層， 而其形成與傳統文化所蘊涵的創新精神具有內在的淵源關系。建立在傳統文化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型新構想， 開創性地提出了“觀念人力資本”的概念， 而傳統文化的創新精神是“觀念人力資本”形成的源泉。

　　關鍵詞： 傳統文化； 創新； 企業家精神； 觀念人力資本。

　　一、經濟發展的實質是一個在企業家的主導下不斷創新的過程。

　　影響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因素是什么？ 傳統主流經濟學主要強調的是各種外在生產要素的投入： 一是資本積累； 二是自然資源的稟賦； 三是技術進步水平； 四是勞動力的投入。因此， 西方經濟學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型表達式為：g = af （ k , l , r）式中： g 表示經濟增長率， a 表示經濟中的技術進步水平， k 代表資本對經濟的貢獻， l 代表勞動力的投入量， r 代表投入的自然資源， f 表示函數關系。

　　由此可見， 傳統經濟學家主要是通過各種物質生產要素和技術的變化去說明經濟增長問題的。自從亞當·斯密以來，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是沿著這條路徑研究經濟問題的， 正如保羅·薩謬爾森所總結的：“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必定安裝在四個相同的輪子上，無論窮國還是富國。”

　　新古典經濟學家在建立以上經濟模型時， 一般把確定的制度、完全且對稱的信息和零交易費用作為暗含的假設條件， 而將人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信仰感情全部抽象掉。即使在最先進的經濟中， 這種過于苛刻的假設條件也是難以成立的， 由此導致了新古典經濟學在解釋經濟發展時， 特別是解釋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或停滯的原因時就顯得力不從心。美國經濟學家諾斯對此評價道： “新古典經濟學在分析經濟發展或經濟史時， 只有當它針對某一個時期或運用比較統計學， 才能很好地說明某種經濟的實績， 一旦用來說明某種經濟在整個時期的實績時， 它就不大濟事了”。因此， 當社會發展需要經濟學做出更為深入的解釋時， 將原來抽象掉的假設條件還原回去， 不僅會增加經濟學的解釋力， 而且也是經濟研究向“現實世界”的回歸。

　　正是在對傳統主流經濟學反思的基礎上， 20 世紀初期， 約瑟夫·熊彼特提出了以“創新”為核心內容的經濟發展理論。他認為： 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是“創新”， 而“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從源頭上看， “創新”是一個“內在的因素”， 經濟發展就是“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關于經濟生活的一種變動”。針對傳統經濟學“生產要素決定經濟發展”理論， 熊彼特特別反駁說：“發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現有的資源， 利用這些資源去做新的事情， 而不問這些資源的增加與否”。“不同的使用方法， 而不是儲蓄和可用勞動數量的增加？？改變了經濟世界的面貌”。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是把歷史的發展和理論的分析結合起來， 揭示了經濟發展的真諦是資源使用方式的進步———創新。那么， 創新的主體是什么？ 對此， 熊彼特亦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什么是企業家？ 其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按照熊彼特的觀點， 企業家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靈魂”， 是“創新”和“經濟發展”的主要組織者和推動者， 企業家是把實現新的生產方法組合作為自己職能的人。

　　企業家之所以能推動經濟的發展， 關鍵在于企業家具備一種不同于常人的品質， 即“創新精神”， 亦叫做“企業家精神”。所謂企業家精神， 主要包括： （1） 企業家的“首創精神”和甘冒風險的大無畏精神； （2）企業家的“成功欲”； （3） 企業家甘冒風險， 以苦為樂的精神； （4） 企業家的精明理智和敏捷； （5） 企業家的事業心。由此可見， 企業家本身的素質決定了他自始至終是實施創新的人， 他們所具有的創新精神、冒險精神恰好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競爭需要。正是在他們的支配作用下， 不僅有創新能力的企業能夠發展壯大， 而且通過其影響產生了一批追隨者和模仿者，從而帶動區域經濟從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中擺脫出來，從傳統的自然經濟走向現代的工業經濟。

　　由此可見， 企業家精神是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動力， 是創新的精髓， 具有創新意識的企業家是一個地區經濟能否起飛的關鍵。但是， 企業家的分布是不均衡的， 如發達國家的企業家人數多于發展中國家， 我國東部的企業家平均數量也大大超過西部。那么， 為什么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企業家數量具有不均衡性？ 企業家階層及其創新精神是怎樣形成的？ 按照德國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觀點： 每個時代的“精神”都與其特定社會的文化傳統存在著某種內在的淵源關系。因此， 企業家精神的形成需要從傳統文化中去尋求答案。

　　二、傳統文化影響現代經濟發展的路徑：“觀念人力資本”的塑成。

　　現代工業經濟與傳統農業社會相比較， 兩者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具有本質上的差別： 傳統的小農經濟要求的是那種“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農民， 生產主體只要作到循規蹈矩， 模仿前人就行， 從而形成的是保守、不思進取的傳統農業文明。而現代市場經濟社會是一個優勝劣汰的競爭社會， 要求勞動者尤其是管理者必須是具有創新意識的現代人， 因為一個沒有創新意識的人， 要想在市場競爭的社會立足簡直是不可能的。一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人， 應該滿足以下一些特征： 具有主體意識； 思維活躍， 具有創新精神； 不因循守舊， 不滿足現狀； 具有進取精神和糾正意識； 眼界開闊， 樂于接受新事物， 不斷補充新知識； 崇尚科學， 實事求是， 不迷信書本， 不懾服權威； 講求效率， 重視技能， 具有敬業精神。由此可見， 現代工業社會需要的是具有創新意識和冒險精神的勞動者和管理者。

　　為了滿足現代工業社會對高素質勞動者的需要，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創造性地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他主張通過大力發展教育事業， 提高勞動者的知識與技術水平， 以滿足現代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 現實情況是， 很多國家通過發展教育事業， 培養了大量的大學生， 甚至出現了“知識失業”和“教育深化”的現象， 但其工業化仍然沒有實現。典型的例子如印度和孟加拉國， 其大學生在畢業后的一年內，有一半處于失業狀態； 我國落后的中西部地區目前也出現了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反觀我國東南部沿海一帶， 人力資本的數量并不占據優勢， 其經濟卻高速發展。如浙江， 2001 年每十萬人擁有大專以上學歷的人數在國內排序第17 位， 但其人均gdp 僅次于北京和上海， 位居各省之首。這說明， 人力資本不僅僅是個數量的問題， 而且還有個質量和結構的問題。

　　根據人力資本的形成途徑和功能不同， 筆者擬把人力資本區分為“知識人力資本”和“觀念人力資本”兩種形式。知識人力資本是指通過教育培訓而形成的具有某種專業知識的人力資本。發展教育事業是培養“知識人力資本”的主要手段， 一個國家的各級教育對培養勞動者的技能， 提高勞動生產率是有重要意義的。“觀念人力資本”是指由傳統文化熏陶和潛移默化而形成的價值觀念方面的人力資本， 它是通過地域傳統文化的長期濡染熏陶自然而然形成的。“觀念人力資本”主要由一個人的觀念、信仰、習慣和思維方式等多種要素所構成。“知識人力資本”和“觀念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但二者的作用途徑是不一樣的。如果說， “知識人力資本”

　　主要是為經濟增長提供正確的手段、方法和途徑， 從生產力上解決“怎么做”的問題， 那么， “觀念人力資本”則主要是從思想和行為上選擇“做什么”、以及從經濟組織上解決“如何做”的問題。從二者在人力資本體系中所處的地位看， “觀念人力資本”甚至超越“知識人力資本”而居于基礎性地位， 因為只有先解決“做什么”的問題， 然后才談得上解決“怎么做”的問題。很顯然， 本文的企業家是屬于“觀念人力資本”范疇的。“觀念人力資本”源自于傳統文化的熏陶。那么，什么是文化？ 哈耶克認為， 文化乃是一種由習得的行為規則構成的傳統， 這種規則可能起始于人類所擁有的不同的環境情勢下知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能力。

　　文化的經濟學界定是： 文化是指人們所習得的與遵從的特定價值觀體系， 它構成了人們的主觀模型， 人們無論是進行生產、交換、還是分配、消費活動， 總是需要一個特定的價值觀體系來幫助判斷決策。文化的內容包括最基本的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宗教、思維方式、人際交往方式、風俗習慣等。傳統文化是通過對人們一生都會產生影響的文化觀念和習俗， 來稟賦不同區域人群以不同特性， 進而通過這些經濟主體的不同行為來影響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的。

　　傳統文化精神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是通過對經濟主體行為的導向、規約、激勵來發揮作用的。文化精神的導向作用表現在： 文化精神為經濟行為主體提供明確的價值參照系， 告訴人們應該做什么， 把人們導向有價值的經濟和社會活動， 因此， 不同傳統文化背景下的人群會出現不同的社會經濟活動取向； 文化的規約作用表現在： 特定的文化精神構成經濟行為主體的潛在的行為規范， 告訴人們不應該做什么， 使不同文化精神背景下的人群的經濟社會活動維持不同的秩序風格； 文化精神的激勵作用表現在： 文化精神往往構成社會行為主體從事經濟社會活動的內在動力， 為他們提供克服困難、解決疑難、忍受勞苦的心理暗示與信念支撐。因此， 傳統文化對人的經濟行為的影響， 是通過經濟主體內在的價值理性認同過程和外在行為習慣重復過程實現的， 是自覺自愿的無形的過程。

　　一般來說， 先進的、適應現代社會的文化能推動經濟的發展； 而落后的、與時代經濟不相符的文化則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在今天， 一種文化是否適應工業化社會， 關鍵是看其是否具備創新意識和冒險精神，因為優秀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創新精神和觀念對現代經濟的主體即企業家的形成具有長久的基礎性的影響。經濟學家劉易斯在分析經濟增長的因素時清楚地意識到： “經濟增長依賴于人們對工作、財富、節儉、生育子女、創造性、陌生人和冒險等等的態度， 所有這些態度都是從人的頭腦深處產生的”。他將影響經濟增長的態度分為兩類： 一是人們對財富的態度， 他認為人們對財富的意愿是大不相同的， 這取決于積累的物質資本和文化資本習慣和禁忌； 二是人們對取得財富所需作出的努力的態度， 即工作態度， 他認為人們的不同態度往往與宗教信仰的不同有關。在這里，人們對財富的不同態度是受不同的傳統文化影響的。

　　典型的如猶太教對財富的渴望和追求簡直到了人生唯一目標的地步， 因此猶太人自古以來就善于經商， 猶太富商遍布世界各地； 而反觀伊斯蘭教， 其教義則認為賺人家錢是可恥的， 甚至到了今天， 大多數巴基斯坦人還認為到銀行存錢收取利息都是不對的。我國的溫州人深受浙東“功利主義”文化的影響而樂于經商， 有“東方猶太人”之稱， 而西藏人賺了錢卻樂于佛事活動， 很難有資本積累。一個人從一出生就受到傳統文化的潛移默化， 因此， 出身在一個什么樣的文化區域， 對其一生價值觀念的形成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世界各國的現代化實踐經驗表明， 技術進步、經濟發展或工業化， 都離不開人的思想觀念的更新或人的現代化。從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 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的工業化道路， 都充分證明了文化的革命以及觀念的現代化是技術進步、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英格爾曾經尖銳地指出： “當今任何一個國家， 如果它的國民不經歷這樣一個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現代性的轉變， 僅僅依賴外國的援助、先進技術和民主制度的引進， 都不能成功地使其從一個落后國家跨入自身擁有持續發展能力的現代化國家的行列”。從歷史上看，西方世界正是通過“文藝復興”運動， 大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 才有了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的緩慢變遷， 才有了“產業革命”所帶來的經濟的突破性大發展。

　　由此可見， 在現代社會， 傳統文化影響經濟發展的路徑是： 傳統文化通過其長期積習而成的觀念， 對生活在本區域內的人們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從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稟賦的人群。而這些具有不同文化稟賦的人群， 其生成“觀念人力資本”即企業家的概率是大不相同的， 這也就決定了各經濟區域制度創新的能力是不一樣的， 進而最終決定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同特點和水平。

　　三、建立在傳統文化變遷基礎上的經濟發展的模型構思。

　　本經濟模型以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作為立論的基礎， 認為現代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 沒有創新就根本談不上發展。如果一個經濟體能夠實現經濟資源有效的新組合， 能夠建立起新的生產函數， 那么， 它就會實現經濟發展和工業化。

　　建立在傳統文化和“創新”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型公式可以表述如下：公式： g = c（i） f（t ,i）其中： g = 經濟發展水平， c = 文化類型， i = 創新精神（系數） , t = 技術創新， i = 制度創新這種建立在傳統文化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 經濟發展是一個在傳統文化熏陶而形成的企業家階層的主導下， 通過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途徑而實現的基要生產函數的上升性變革過程。這里包含著層層推進的幾層意思。

　　首先， 現代經濟增長的動力應該到經濟體內部去尋找， 而在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傳統文化及其所包含的創新精神。

　　傳統文化的塑造定形往往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其中主要包括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因素、自然條件、地理環境和政治因素等。例如， 一個靠近海洋的地區， 人們由于經常下海， 要和海浪、臺風做生死搏斗， 因而往往容易形成冒險精神和開放意識。而深居內陸山區的人們， 對外交往困難， 再加上小農經濟自給自足， 不需要走出家鄉， 因而缺乏對外交流， 長此以往， 必將形成保守觀念和封閉性格。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導致區域傳統文化形成不同的類型， 有的是具有豐富的創新意識的， 有的是比較保守的， 缺乏創新精神的。由此可見， 創新精神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個地區千百年來沉淀下來的傳統文化因素決定的。

　　傳統文化所凝集的內在精神對一個人的價值觀念的形成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 一個人的創新精神的形成主要是由其從小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環境決定的。傳統文化與現代經濟發展的內在淵源關系表現在： 優秀傳統文化是通過企業家這個創新主體來影響現代經濟發展的。其演進路徑是， 區域傳統文化所包含的創新意識及其價值觀念在合適的條件下， 將轉化為現代工業社會所需要的創新精神， 從而在本文化區域自發地形成大批具有現代意識的企業家群體： 由于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是地區經濟發展的主體， 這也就決定了企業家數量多的地區經濟將發展的更快， 而數量少的地區經濟將發展的更慢， 從而產生區域經濟發展上的“馬太效應”。在這個經濟發展模型中， 一個地區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創新精神的大小是可用系數量化的，具體來說， 公式里“i”的數據， 可以通過一個經濟區域所擁有的企業家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及其創新頻率計算出來。

　　其次， 企業家是通過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雙重途徑來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

　　創新表現為人們在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全部領域中進行的創造性活動。從內容上看， 企業家的創新活動既包括微觀層面的技術創新， 也包括宏觀層面的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其中， 技術創新是生產力的重要變革， 其作用在于開發利用新的資源、市場， 提高原有的經濟組合的效益， 甚至可以帶來新的經濟組合； 制度創新是生產關系的重要變革， 它既可能把閑置的經濟資源組合起來， 也可以從根本制度上實現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從歷史上看， 經濟發展迅速的時代也就是創新活動密集的時代， 如英國的產業革命時期就是一個新制度和新技術層出不窮的時代；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經濟發展得比較好的浙江省也是一個制度創新的多發區， 正是通過專業市場、民營經濟、股份合作制以及民間金融等多種形式的生產組織和制度創新， 浙江的經濟實現了高速發展。由此可見， 人類的經濟發展史就是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相互交織、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歷史。

　　那么， 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的源泉是什么？ 亦是植根于傳統社會基礎上的文化精神。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 價值信念、倫理道德習慣以及意識形態等統稱為文化的東西， 往往是影響經濟體制變遷和制度創新路徑的重要因素， 制度的文化蘊含規定著制度變遷的方向。諾思在北京大學演講時曾說， 我們的社會演化到今天， 我們的文化傳統， 我們的信仰體系， 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約因素。傳統文化從風俗習慣到觀念系統， 從心理到意識， 形成了對人際關系、價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獨特看法： 傳統文化所確認的行為規則、社會關系、思想觀念在人們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已成為他們習以為常的東西， 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作為傳統文化表現的習俗和慣例， 在制度創新中有兩種可能的作用方向， 一是成為制度創新借用的資源， 即將民間運行的習俗慣例升華為普遍有效的制度； 二是成為制度創新的障礙， 即它們屬于惟有改變方能建立新制度的那種類型。由此可見， 制度無非是文化進化的結果， 是各個小群體、個人的規則被更多的人接受而上升為社會規則。

　　傳統文化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也表現在兩個方面，即落后的文化觀念會阻礙技術創新與進步， 這可以從中國的四大發明為什么沒有形成科技革命浪潮的教訓中得到答案： 而先進的、符合時代潮流的文化則能推動技術創新與進步， 這也可從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所造成的思想大解放對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作用得到充分地體現。

　　再次， 經濟發展表現為一系列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上升性變革過程。

　　站在落后的“農業國”即發展中國家的角度， 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過程， 在這里， 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是可以劃等號的。什么是工業化？ 按照發展經濟學大師張培剛的定義， 工業化就是“國民經濟中一系列基要的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 連續發生由低級到高級的突破性變化（或變革） 的過程”。這里所說的“基要生產函數的變化”

　　就是熊彼德所說的“創新”。由此可見， 張培剛把工業化定義為“基要的生產函數的變化”， 實際上是承襲了其老師熊彼特創新理論的精神實質， 認為工業化就是生產要素的新組合， 而把工業化定義為由低級到高級不斷創新變化的過程。

　　將工業化理解為一系列基要生產函數的上升性變革過程， 實際上意味著經濟發展是在技術創新的基礎上， 產業結構、生產組織和經濟制度不斷變革的過程。由于技術進步或技術創新， 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隨之發生根本性的變革， 即在企業內部由手工勞動轉變為機械化和自動化生產， 從而導致了微觀層次上的生產組織的變革； 隨著新興產業的出現， 原來的主導產業逐漸退出， 變成夕陽產業， 由新興產業取而代之， 這就從中觀層次上形成了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最后， 伴隨著生產組織和產業結構變革而來的， 是經濟結構的調整和變動， 我們可以稱之為經濟結構創新或制度創新。從總體上看， 基要生產函數或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變化是由技術創新引起的。因此， 從一個比較長的時期看， 工業化就是一系列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由低級到高級的連續變化過程。一方面這種變化過程是由低級到高級的， 是不斷前進的， 是動態的， 它既不是往返循環的， 更不是倒退的， 而是上升性的變化過程； 另一方面， 這種變化是生產技術和制度方面的突破性變革， 并不斷由低層次向高層次轉化。這種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將一個落后的以手工勞動為主的農業國， 轉變為以機器生產為主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工業國。

 　傳統文化對現代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圖綜上所述， 建立在區域文化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型公式所得出的最終結論是： 經濟發展或工業化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 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 企業家是通過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途徑來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 經濟發展最終表現為一系列生產要素組合方式的上升性變革過程。在這個模型中， 表面上看， 是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和創新活動對經濟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但我們絕對不能忽視的前提條件是： 企業家的創新精神的生成是植根于傳統文化基礎之上的。傳統文化雖然不能直接推動現代經濟的發展， 但它卻通過對企業家階層形成的影響間接地推動了工業化的進程。

　　從本質上說， 傳統文化所凝集的創新精神和開放觀念是企業家精神形成的源泉， 雖然企業家階層的形成還受其他因素如國家政策及其經濟環境的影響， 但其作用均不能和傳統文化的作用相提并論。改革開放后我國東南沿海一帶迅速生成了成千上萬的企業家， 而西部企業家卻非常稀缺已經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因此， 以傳統文化為源泉的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 而資本、勞動力、自然資源和技術等傳統意義上的生產要素， 都不過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外在因素或不可或缺的手段， 它們只能在完善的經濟制度中才能發揮出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這就是筆者對傳統經濟學的“悖論”， 亦或是對經濟發展理論的創新所在。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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