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新文體學理論的介入對古代文學研究的意義

　　新時期以來古代文學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是新的文體學理論介入后為開拓古代文學研究所創造的新天地?？梢哉f文體學無論在新的理念、新的視角與新的方法上，還是新的領域拓展方面都起著革新、催化與推進作用?，F當代學界于文體學研究一直存在著西方語言文體學層面與中國傳統文體學層面兩種平行式的研究。前一種主要是隨著20世紀初文言語體形式的衰落和西學東進，以語言學為核心內容的西方現代文體學涌入國門，人們采取新的方法來分析、研究各種語言文本，中心不在文學作品。此種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至今一直持續著。而后一種則由于西方思潮、新文化運動、新文學觀念等的沖擊，具有悠久歷史研究傳統的中國古代文體學被人當作“非文學”現象，從而被遺忘。其間雖然有一些諸如施畸、夏丏尊、葉圣陶、劉薰宇等以文章文體為中心的論著出現，但由于當時人們以創造的文學、純文學、美文、時代文學以及平民文學等觀念來評判、研究文學，在打壓桐城派古文創作的同時，還“妖孽”選學。這樣，傳統的古代文體學觀念及研究，就長期處于“冷落”狀態。直至80年代以來，在新的學術意識的推動下，才獲得了全面復興。于此，我們所論及的“文體學”，既含有西方的以語言學為本位的文體學，又有中國傳統的文體學。而重點則是在以中國傳統文體學為中心，借鑒西方文體學的先進理念形成的新文體學。總的看來，近四十多年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文體基本內涵、古代文體分類和研究方法、古代文體形態與文體史、文體學研究文獻與目錄學、古代文體學學科建設與構想等方面。目前已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文體學學科體系。新文體學理論的介入，讓中國古代文體學得以復興，由此開拓出古代文學研究的新領域。

　　吳承學先生指出，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的復興具有從中國傳統文體學向現代意義的中國文體學轉型的深遠學術史意義。“標志著古代文學學術界的兩個回歸:一個是對中國本土文學理論傳統的回歸，一個是對古代文學本體的回歸?！彼J為，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學史研究受西方文體學小說、戲劇、詩歌、散文四分的“純文學”文體分類方法和重視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文體以及相關的俗文學文體影響較大，導致中國文學傳統的“文章”文體分類法被邊緣化，傳統的以雅文學為主體的觀念與文體價值觀基本被顛覆，有必要回歸中國傳統文章學的語境發現中國文學自身史實；中國古代文體學之“體”是一個典型的具有極大的包涵性與模糊性的中國本土文學概念，指體裁、文體類別、體性、體貌風格、具體章法結構與表現形式、文章或文學本體，是具體與抽象、形而上與形而下的有機結合，西方文論無一概念與之完全對應，有必要突出中國文學特有的語言形式、思維方式和審美形式的特點，從中國文學固有的文體角度切入研究中國文學。研究方法上要繼承經典研究模式，并“鑒之以西學，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證之以實物”，建設有時代特點和學術高度的中國古代文體學。吳承學等學者這些新文體學理論在古代文學研究新拓方面具有戰略和方法論意義。

　　一

　　新文體學理論為當前的實用文體研究找到學科歸屬。如以前的公文研究是單列的，80年代新文體理論之后，學界大多研究公文的文體源流、發展、作品作家等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公文的文體源流問題，如劉壯的《中國應用文源流研究》（2007），胡元德的《古代公文文體流變》（2012）；二是其他與公文史為主相關的問題，它主要描述公文文體的發展和公文作品作家尤其是重要作家的論述，如苗楓林的《中國公文學》（1988）、閔庚堯的《中國古代公文簡史》（1988）、許同莘的《公牘學史》（1989）、呂發成的《中國公文史》（1995）、丁曉昌、冒志祥等的《古代公文研究》（2000）和《中國公文發展史》（2004）、李昌遠的《中國公文發展簡史》（2007）；三是公文與秘書相關的如何運用問題，公文用紙、公文等級、政治功能等，如丁春梅的《中國古代公文用紙等級的主要標識》（2004）、《金花紙與中國古代公文用紙》（2003）、趙彥昌、姚迪的《古代公文政治功能探微》（2010）等。這樣就給公文和公文學研究找到了文體學的學科歸屬。

　　又如以前人們把科舉文體歸到文學的范疇，這是不合適的，但歸到文體學是比較適合的。科舉文體是一種實用文體，也是關乎教育、政治、制度以及社會思想等方面的綜合文體，它可以把很多與科舉相關的文體如經義、答策、試策、試律詩、策論、八股文等給統率起來。20世紀80年代始有對八股文的零星研究，而2000年吳承學的《簡論八股文對文學創作與文人心態的影響》首次從文體史的角度論述八股文對文學創作與文人心態的影響后，引發了人們對各種各樣專門的科舉文體和專門的科舉與應時古文的關系問題的研究熱潮。有苗懷明的《唐代選官制度與中國古代判詞文體的成熟》和《中國古代判詞的發展軌跡及其文化蘊涵》、朱迎平的《策論:歷久不衰的考試文體》、黃強、孫書平的《宋代“論學”淵源述略》、方笑一的《“經義”考》（以上2002年）、張亞群的《漫議科舉考試文體》（2007）、石超的《科舉判體文與明代公案小說的文體生成》（2021）等論文，有汪小洋、孔慶茂的《科舉文體研究》（2005）、孔慶茂的《八股文史》（2008）、藺德生、趙萍的《御用文體試貼詩》（2011）、方笑一的《經學、科舉與宋代古文》（2017）、陳維昭編校的《稀見明清科舉文獻十五種》（2019），張希清、毛佩琦、李世愉主編的《中國科舉制度通史》（2017），有各種科舉文體的發展演變和研究）等著作。若要把這些研究成果進行歸類的話，一定是歸在文體學。

　　再如從文學角度看，方志學屬于一個跨學科的學問，它與歷史、地理、政治、文化等學科領域緊密聯系，文學屬性不足。以前的方志學對方志的學科性質、功能以及編撰過程探討得比較多，如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編的《新方志理論著述提要》（2006）共收錄自20世紀80年代首輪社會主義新方志編修始至2003年的專著66部、個人論文集56部、集體論文集74部,內容大多為方志發展史、方志學基礎理論、方志學編纂理論、方志評論、方志文化、方志管理和志書的總纂以及志書大事記、概述、人物、各部類的撰寫等，但對文體探討得比較少。這就需要我們把中國古代的方志當作一種應用文體來考察，不僅考察其實用功能，還應該考察它的文體寫作、文體特征等方面的問題。如金達邁的《方志文體研究》（1991），王復興主編《省志編纂學》（1992）第六章“文體”，論文如劉希漢的《構建方志文體學的新嘗試》（2007），單輝的《志傳體與其他傳記文體的異與同》（1995）、《方志記述的二元結構》（1996）、《方志記述的圓與神——章學誠關于方志文體形式的一個重要觀點》（1998），齊迎春的《地方志述體的發展:方志文學和非虛構寫作》（2021）等。同樣，由于傳統文體學理念的介入，其他家訓、契約、官箴等都可以歸到文體學研究的范疇?？傊?，新文體學理論解決了那些以應用為中心、文采作為輔助、形式固定之類作品的歸屬問題。古代文學研究中有關非文學問題或領域的研究也有了一個學科的歸屬，同時也找到了學科的新定位、學術新路徑。

　　二

　　新文體學理論的介入刺激學人更多地關注非“純文學”作品文體特點及其使用、運用的研究，打破了文學研究與非“純文學”研究之間的壁壘。例如墓志，大部分學者如杜文玉、焦杰、周偉洲、拜根興、都興智、陳朝云、李森、馬強、周曉薇等都從史學的角度把它們當作史料來研究，也有很多學者如臧克和、毛遠明等從語言的角度進行研究。當人們從文體的角度對墓志這種非“純文學”進行研究時，打破了先前一貫以來把它當作史學、史料和語料研究、不考慮其文學層面的偏差。許多專家級學者帶頭參與墓志文體的研究，如陳平原的《唐宋古文家的文體實驗》（1995），程章燦的《墓志文體起源新論》（2005）,胡可先的《論墓志文體志文和銘文的特點、功用及相互關系——以新出土唐代墓志為中心的考察》（2012）、《文學自傳與文學家傳:新出土唐代墓志文體的家族因素》（2013）、《中古墓志銘的文體形態與書寫規則》（2019）等論文，馬立軍的《北朝墓志文體與北朝文化》（2015）、顧乃武的《歷史的足跡：東魏至唐河北墓志的三體流變》（2015）等著作，以及由此刺激而不斷涌現的很多碩士、博士從文學文體的角度研究墓志的期刊論文、碩博論文，都是從文體的角度對墓志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梳理，考察得更多的不是它的內容，而是它的形式。

　　正由于這種壁壘的打破，學術界出現了更多的非純文學作品研究的新成果。如陳飛在《文學遺產》上先后發表的《唐代試策的形式體制——以制舉策文為例》（2006）、《唐代試策的表達體式——策問部分考察》（2008）、《文本所見唐代明經試策內容體制》（2014），出版著作有《唐代試策考述》（2002）、《文學與制度唐代試策及其他考述》（2015），方笑一有《論宋代殿試策文的文本形式》（2017）等，打破了之前多數研究者如劉海峰、何忠禮、陳文新、俞鋼、謝景芳等多從歷史政治、教育考試制度的研究慣例，開始著力于試策的體式、藝術、文風及其與文學關系等方面研究。

　　而且，多類名家的實用文體作品也因新文體學理論的刺激得以研究。其中不僅包含文人之實用文，亦包含非文人即書法家、畫家、政治家、軍事家、儒家、釋家、道家等之實用文。表現在一部分是對那些文學成就顯著、同時又兼多種身份的文學家實用文體特征及影響的研究，如寧薇的著作《唐代駢體公牘文論稿：以陸贄為中心》（2014）是對唐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政論家、宰相陸贄駢體公牘文的特征和影響的研究，葉秋菊的《試論西漢求賢詔》（2015）等是對漢代文學家、杰出的政治家、戰略家和軍事指揮家、開國皇帝劉邦的《求賢詔》在社會政治發展功用的研究；另一更主要的部分是匯編多種選本，選錄多位有代表性的文學家或非文學家的實用文杰作進行注譯、提要、評析，如陳鴻濱、解恒謙的《中國歷代公文選》（1986）、段觀宋的《中國歷代公文選》（1998）、張永芳的《歷代公文選讀》（1998）、柳新華的《中國古代公文選讀》（2010）等，選錄了一大批文學家或非文學家的實用文杰作進行研究，如政治家、戰略家、改革家、秦始皇嬴政的《初并天下議帝號令》，西漢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文學家劉徹的《封燕王旦策》，抗金名將、軍事家、戰略家、民族英雄、書法家、詩人岳飛的《南京上高宗書略》，唐朝名臣、書法家顏真卿的《乞御書題天下放生池碑額表》，清代書畫家、文學家鄭燮的《鄭燮判詞》，太平天國名將、近代軍事家石達開的《出走告示》等。

　　再如史論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涉獵，即使有也多從史學的角度研究，新文體學理論出現后高明峰《<文選>“史論”“史述贊”二體發微》(2013)等逐漸轉向文體層面的研究。同時，新文體理論也刺激了很多碩士、博士從文學文體的角度來考察非“純文學”作品、現象及問題。

　　三

　　新文體學理論的介入使更多學人注意到了古代那些以實用文體取勝的作家或群體。如臺閣體以及作家群體，宋代文學中的臺閣體之“祖”是宋初以楊億、劉筠、錢惟演為代表的“西昆體”詩歌和四六文，明代文學的臺閣體是明朝永樂至成化年間館閣文臣楊士奇、楊榮、楊溥等為代表的“臺閣體”詩文，多為應制、題贈、應酬而作，題材大多是“頌圣德，歌太平”，內容比較貧乏，藝術上追求平正典雅，后來都逐漸衰微并退出文壇。由于這類作家在寫作的過程中因為經常濡染臺閣相關的文體如章奏之類的問題，故在寫詩歌的時候亦帶有臺閣體氣。而人們對這種貴族文學、模擬文學的反對，長期以來臺閣體及相關的詩歌、文章一直處于不被關注的狀態。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新的文體理念對中國傳統文章學的語境、中國文學自身史實的尊重和中國古代文體學之“體”的包容性，讓研究臺閣體及其作家群體有了一個研究的理論支撐，學者們在研究這些作家的時候，更多地去側重文體的形成、文體的運用、文體的表達，由此引向實用文體對文學例如詩歌、戲曲、小說等的影響，進而引發對西昆體、臺閣體乃至翰林文學、宮廷文學、幕府文學、“大手筆”作家及相關作家群體的研究熱潮。研究臺閣體的有傅蓉蓉的《西昆體與宋型詩建構》（2004）、張明華的《西昆體研究》（2010）、曾棘荘的《論西昆體》（1993）、何詩海的《明代庶吉士與臺閣體》（2012）、趙瑩瑩的《葉向高與晚明臺閣體文學研究》（2018）、湯志波的《明永樂至成化間臺閣詩學思想研究》（2016）等。研究翰林文學的有鄭禮炬的《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間的翰林院與文學》（2011）、潘務正的《清代翰林院與文學研究》（2014）、陳元鋒的《北宋翰林學士與文學研究》（2019）等。研究宮廷文學的有李宇玲的《古代宮廷文學論》（2011）、美國康達維的《漢代宮廷文學與文化之探微》（2013）等。又如幕府文學和幕僚群體，由于新文體理論對實用文體的關注，而公文在實用文體中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公文的作者大多是幕僚，因而從20世紀80年代起幕僚群體及幕府文學自然逐漸被人們關注，2013年起數量更為增多，研究幕府文學和幕僚群體的有戴偉華《唐代幕府與文學》（1990）、楊允《東漢幕府文學研究》（2013）、朱麗霞《江南閩南嶺南吳興祚幕府文學年表長編》（2013）、呂靖波《明代文人游幕與文學研究》（2015）、侯冬《乾嘉幕府與詩歌研究——以盧見曾、畢沅、曾燠、阮元幕府為個案的考察》（2018）等。曲景毅自2008年起致力于唐代“大手筆”作家的研究，論文有《唐代“大手筆”作家現存文章著錄匯考》（2008）、《“大手筆”作家與唐代儒學的三次復振》（2010）、《“大手筆”作家視域下的唐文演進論》（2013）、《論唐代“大手筆”作家之聲名消解與歷史遮蔽》（2015）、《谫論唐代開國“大手筆”作家》（2016），專著有《唐代“大手筆”作家研究》（2015）等。

　　四

　　新文體學理論的介入還擴大了中國古代散文史研究的空間。20世紀40年代，已有學者編撰分體散文通史、斷代史，80年代末以來在從當代文學研究走向古代文學研究興起“重寫文學史”的思潮的推動下，90年代以來持續興起重寫古代散文史研究的熱潮。陳柱、劉振東、劉一沾、李艷、謝楚發、胥洪泉、趙義山、郭預衡、譚家健、李措吉、劉墨、漆緒邦、張夢新、陳玉剛、楊民、劉銜等學者撰寫了古代散文史。以阮忠為首的不少學者致力于古代散文史的研究，著述頗豐，著作有阮忠的《中國散文史學術檔案》（2011）、《中國古代散文史撰述研究》（2012）、譚家健《中國古代散文史稿》（2006）等，論文有阮忠的《現代散文史觀與古代散文史撰》（2019）、《陳柱與<中國散文史>》（2014）、《篇章劃分與古代散文史流變的思考》（2013）、《以“文變染乎世情”為宗旨的古代散文史撰述——以郭預衡先生<中國散文史>為例》（2012）、《中國古代散文史撰述研究》（2012）、《從“重寫文學史”到“古代散文史研究的反思”》（2007），歐明俊的《古代散文史撰寫新構想》（2013），熊禮匯的《編撰古代散文史值得注意的三個問題》（2013）、《古代散文史研究中的“遮蔽”問題——拜讀郭預衡先生<中國散文史>心得》（2012），黃卓越的《書寫,體式與社會指令——對中國古代散文研究進路的思考》（2010）、寧俊紅的《近五十年來古代散文研究的重大理論問題》（2006）、《向古代散文實際的回歸——評譚家健先生<中國古代散文史稿>》（2008）等。

　　這些著述在取得豐碩成就的同時指出了當前散文史編撰的問題：1.文體概念混亂、分類標準不一，駢文、辭賦、小品文是否屬于散文爭議較多，分類隨意性強，文體概念混亂、分類標準不一，隨意生造、合稱文體。2.從篇章劃分上，通史側重于以歷史朝代的更替、時代特征、散文發展特征、作家追求、時代特征兼文體特征體現散文的流變，而較少以文體特征編撰，僅見陳柱的《中國散文史》，但其又僅粗分散文、駢文、古文、八股文，且四種文體存在著相互滲透的關系。3.從內容選錄看，重視“文人之文”、“文學”散文，輕視“非文人之文”、實用文體；重視大家、名家和正面人物，輕視小家和反面人物。4.在書寫策略上，關于紀史與論史的比例及方法爭論較多。新文體學對中國古代文學“體”的精準解釋以及以吳承學為首的學者對各種“體”的研究論著為中國古代散文史文體的準確分類提供了理論根據。新文體學注重對實用文體的研究為中國古代散文史的撰寫提供了大量實用散文家和散文作品的研究資料，即豐富了篇章內容，也重建了結構框架。如劉振東《中國古代散文發展史新編》（2020）非常重視作家和作品（含大量實用散文作家和作品），“將作家作品納入到史的整體建構中加以論列?！毙挛捏w學“鑒之以西學，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證之以實物”的研究方法，也為中國古代散文史的研究和寫作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書寫策略。如郭英德教授認為“中國古代散文研究本質上屬于歷史研究,必須回歸古代散文世界,并進一步回歸古代散文所依存的學術世界和文化世界,在宏觀、整體的視野下重新審視豐富多彩的古代散文現象，這樣才能真正建立古代散文研究自足的話語體系和理論體系”，“希望在廣泛吸收前人的編纂經驗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全面而深入地整理與研究中國古代散文的文本文獻與研究文獻,在貫通古今、打通中外的文化語境中，提煉,總結、發揮、建構古代散文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進而為建構中華文化獨特的理論框架,學術話語和敘述方式盡一份綿薄之力?！逼渲骶幍摹吨袊糯⑽难芯课墨I新論》（2019）分成“研究視野”“文獻整理與考辨”“義蘊發微”三個部分，在全面考察中國古代散文研究文獻整體狀貌的基礎上，選取中國古代散文的文本文獻與研究文獻中若干重要的現象，以專題研究的形式進行深入的探討。因此，文體學介入古代文學研究，能讓我們更客觀地重構中國古代散文的脈絡，重視對實用散文的研究，更重視古代文學的生態。

　　五

　　新文體學理論的介入拓展了中國文章學的研究空間。文章學作為一門古老的學問，至民國才開始建立學科，建國后三十年，對文章學的研究一度中斷，進入新時期后，在張壽康、張會恩、曾祥芹、王水照、郭預衡、吳承學、祝尚書等先生的努力下，文章學這一學科在組織構建、刊物創刊、研究室、研究專欄、學會建立、課程、學位點開設、著述撰寫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長期以來，受廣義文章學和研究隊伍缺少古典文學研究者的影響，人們對文章學的研究多限定于廣義寫作學、語文教育、現代應用文寫作和教學方面，缺乏對古代文章學尤其是古代實用文體文章的研究，導致文章學以實用文體為立足點的學科定位不夠鮮明，發展緩慢。新文體學理論的介入一方面為文章學的古代實用文體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據。如褚斌杰的《中國古代文體概論》（1984）是第一部對中國古代各種文章文體進行梳理、研究的專著，為古代文章文體的研究作出了堅實的鋪墊。陳必祥的《古代散文文體概論》（1986）既是古代散文文體史，也是較單純的實用文體史。徐興華等編著《中國古代文體總覽》（1994），白本松、王利鎖、張進德主編的《中國古代應用文甄體賞鑒》（1997）等從多角度探討與梳理了古代實用文體。1991年王凱符的《八股文概說》和啟功的《說八股》的“一書一文”首次對古代科舉文體八股文作了全面研究。吳承學在古代實用文體研究成績顯著，所著《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2000）、《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2011）、《中國文體學與文體史研究》（2011）對古代文章文體進行了深入探研。這些古代文體理論著作為古代文章學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也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和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新文體學的介入直接推動了古代實用文體的研究，由此促進了越來越多應用文體學碩士、博士學位點的建立和國家課題的立項，帶動了大量碩士、博士對古代實用文體的研究，對文章學這一學科的獨立發展有極大的推動作用。如，河南師范大學以曾祥芹先生為首的學者專門培養文章學方向的研究生。南京師范大學應用文體學博士點丁曉昌教授等人則培養以研究公文為中心的博士生。如寫作《古代公文文體流變述論》的胡元德、《朝鮮與明清公文比較研究》的沈載權、《論宋朝外交文書》的冒志祥等，對長期以來文學或散文研究所忽略的領域進行了拓荒。而中山大學多項文體學國家課題首席專家吳承學教授所指導的博士生有不少研究古代文章文體等。如李鎧萍的《王應麟〈辭學指南〉研究》、李松榮的《蓮池書院與后期桐城派》、王鳳霞的《〈文通〉研究》等。文體學方向的學位點（特別是博士學位點）的設立，為文章學的學科化鋪實了道路，具有文體學研究背景的博士等高層次研究人員的加入，助長了文章學興盛的勢頭。

　　結語

　　近四十年以來，新文體學理論的介入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實踐都對古代文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理論認識層面，新文體理論改變了人們的文體觀，“文學”“散文”“文章”等觀念發生變化，使得一些非純文學的邊緣化文體，得到“合法化”文體歸屬，從而大大豐富了“散文史”“文章學”等的內涵。在文學創作層面，在新文體理論觀照下，眾多邊緣化文體、非純文學的作家群等被納入文學研究范圍，擴大了文學研究領域。史、論、實踐作為一個學科的三大基石，期待在新文體學理論的影響下，古代文學更加增強文體意識，關注非“純文學”作品文體特點及其使用、運用和作家或群體的研究，重構古代文學史，文體學、文章學作為古代文學學科中蓬勃發展的分支學科，應加強碩士、博士學位點的建立和國家課題的立項。

　　新文體學理論的介入不僅對古代文學的研究有著極其重要意義，而且對現當代文學乃至外國文學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如從文體學的角度切入現當代文學，可以發現許多現當代作家還有大量非文學文體作品存在，例如魯迅的作品除了小說、散文、散文詩、雜文外，還有大量古籍序跋、文序跋等實用文體作品。而當前很多現代文學研究者總是扣住文學類作品的新聞學層面以及現代性這些問題，忽略了對其非文學文體即應用文體的研究。外國文學研究亦如此。如人們對德國文學家歌德的詩歌、戲劇、小說研究較多，而他的謝辭《莊嚴的教團節日“:50年已經過去”》、悼詞《悼詞起首》、報告《法國的政治運動》等實用文體卻極少關注。因此，新文體學理論的介入對古代文學、現代文學乃至外國文學的研究均有不可忽視的學術意義，值得我們研究當代學術史和文學創作、文學鑒賞時足夠重視。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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