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詩學觀照下的文學翻譯新路徑研究綜述

　　一、引言

　　認知詩學始于20世紀80年代，是一門比較新的學科。自誕生以來，就受到了國內外學者們的廣泛關注。認知詩學不僅在文學文本解讀方面具有極強的闡釋力，在文學的本質和功用等文學的重要理論問題的探討上也發揮著重要作用。認知詩學是認知科學與詩學相結合的產物，其借鑒了認知科學的多種研究方法和手段，具有牢固的理論基礎和充分的闡釋力。目前，認知詩學雖然仍是一門前沿學科，卻有了重要的學科地位，可以為其他學科利用。翻譯本身就是一項認知活動，文學翻譯是翻譯的一個重要領域。文學翻譯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使之不能用語言手段得到詮釋，必須納入詩學軌道。認知詩學能夠通過人類心智的互動體驗，將人類普遍的語言機制和認知機制作用于文學翻譯，構筑語言與文學之間通約的橋梁。因此，認知詩學與文學翻譯的界面研究就成為一種必然。認知詩學中的諸多理論因子提煉后運用于文學翻譯研究中，目前在與文學翻譯的界面研究中具有較高關注度的認知詩學理論有圖形—背景理論、概念隱喻理論、圖示理論等。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開始關注認知詩學關照下的文學翻譯新路徑研究，雖然仍處于起步階段，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二、認知詩學關照下的文學翻譯國內外研究現狀

　　1.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的兩位著名學者elzbieta tabakowska和英國東英吉利大學的jean boase-beier教授是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elzbieta tabakowska的1993年的代表性著作《認知語言學與翻譯詩學》（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of translation）昭示了運用認知詩學基本原理分析詩歌翻譯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這本著作中，作者強調傳統的結構主義語法和后結構主義把語言劃分為形示與意義，并將二者對立起來，沒有考慮到人的作用。與此相應的翻譯研究自然逃不開形示與意義、結構與內容的二元對立。認知語言學講“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由于人腦的參與，從一種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言不能單單考慮形示或意義的對等，要考慮到人在認知過程中的體驗，因此，在elzbieta tabakowska看來，翻譯對等不是字、詞、句的對等而是整個文本的對等，是原文讀者和譯文讀者的體驗的對等。這本著作首次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討論翻譯問題，是翻譯研究轉向認知語言學方向的一本重要著作。

　　英國東英吉利大學的jean boase-beier教授在2006年出版的《翻譯學批判性導論》（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中將認知詩學與文學翻譯結合起來，從認知的角度重新審視了文學翻譯的本質、目標、原則和策略。biere的認知詩學翻譯理論奠定了認知詩學與文學翻譯相結合的基礎。biere認為：“翻譯是關于效果的保留，譯者要保留的就是認知效果。”此外，biere指出了文學翻譯的特殊性，她認為：“文學翻譯是真正意義上的翻譯，非文學文本只是一種改寫行為。”貝爾強調文學文本的意義和形示是緊密聯系的，譯者翻譯要充分尊重原文學文本的詩學形示，得“意”忘“形”的做法不妥。這與elzbieta tabakowska的觀點不謀而合。beier在本書中把前景化、概念隱喻、詩學相似性、認知語境、概念整合、心理空間、創造性閱讀和世界理論等認知詩學理論應用到翻譯研究中，為翻譯研究提供了一個新視角，對翻譯研究的“認知詩學轉向”具有明顯的學術價值。

　　2.國內研究現狀

　　在中國，目前認知詩學研究的聚焦點仍然在于文學文本的閱讀和理解，在文學翻譯研究上著述寥寥。少數關注該領域學者只是將以上兩本著作介紹給國人，或論證將認知詩學理論用于文學翻譯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如蔣麗萍（2013）追溯了詩學與認知詩學的淵源，回顧了翻譯的詩學演進，試圖探尋一條認知詩學映照下文學翻譯的新路徑。然而，蔣的研究僅僅停留在探索階段，并沒有提出認知詩學關照下文學的翻譯策略和方法，也沒有實證研究的支撐，為后人在該領域進一步研究留下較大的空間。丁國旗，范武邱（2016）在認知詩學的視角下闡釋了“意象”的概念，以龐德的《在地鐵站》為例，分析了該詩的認知意象，認為從認知詩學的角度探究詩歌中的意象是非常必要的，這種方法對文學意象在翻譯中的再造具有重要的意義。此文用實例闡釋了認知詩學在文學意象翻譯中應用的具體策略和方法，是認知詩學關照下文學翻譯路徑的重要探索。然而，此文只涉及在某一首詩中文學意象的翻譯，研究的廣度顯然不夠。趙彥春、吳浩浩（2017）從認知詩學的視角探究了翻譯中文學機制這一核心問題，認為文學性不局限于文學文本，可以有修辭手法、格律和樣示等多種體現形示，并強調翻譯中文學性的喪失是根本性的喪失，翻譯的本質是類比的，實際上是強調了譯文對原文認知效果保留的重要性。

　　除了以上的基礎研究外，也有數量不多的幾篇碩士論文開始關注認知詩學關照下文學翻譯的具體認知過程及具體策略和方法。如劉碧瑩（2011）從認知詩學角度出發，特別是在圖示理論和概念隱喻理論的指導下，對盛唐時期浪漫派詩歌英譯文進行分析，探討唐詩及其英譯文在音韻、結構、意義方面的異同，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認知過程，以及這些英譯文的認知理據。宋園園（2016）運用認知詩學三大理論工具，即概念隱喻、圖形背景和認知圖示，對比研究《紅樓夢》霍譯本和楊譯本的英譯實例，探討認知詩學對文學翻譯及研究的適應性，并提出了相應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

　　認知詩學在認知科學的關照下，具有龐大的理論體系和多種研究方法，在某一篇論文中涵蓋整個體系和多種研究方法是很困難的。因此，也有一些研究是將認知詩學中的諸多理論因子提煉后運用于文學翻譯研究中。其中圖形—背景理論、概念隱喻理論和圖示理論在文學翻譯中的應用受到了國內學者較多的關注。 　　三、認知詩學三大理論因子在文學翻譯研究中的現狀

　　1.圖形—背景理論在文學翻譯中的應用現狀

　　近幾年來，圖形—背景理論在文學翻譯中的應用在國內學者中引起了較大的反響。此類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大類：

　　第一類研究從圖形—背景理論是空間組織的基本認知原則的角度出發，探討如何通過確定詩歌中意象的圖形和背景地位恰當地表達原詩的意境。這一類研究較多，如張敏敏（2012）采用比較分析的方法，運用圖形—背景理論對不同譯本的漢語山水詩的意義傳達、意境再現及形式接近進行了對比分析。通過分析得出：圖形—背景理論可以幫助譯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并且指導譯者恰當地運用譯入語傳遞原詩信息，正確傳達原詩意境。具體來說，通過確定詩歌中意象的圖形和背景地位，分析各個部分不同的凸顯度，從而恰當表達原詩的意境，使譯詩中意象的凸顯度和原詩保持一致。高曉航（2017）和林晶（2017）也針對不同的語料進行了相似的研究。

　　第二類的研究從圖形—背景理論是語言的基本組織原則出發，探討原文的圖形和背景關系如何在譯文中通過恰當的句法結構體現出來。如譚夢（2017）探討了漢語古詩詞圖形和背景如何在譯文中用適當的句法結構體現出來，并指出漢語多用并列結構，英語多用從屬結構，在漢譯英過程中，圖形應用主謂結構或主句表達，背景用從句或短語表達。

　　此外，還有少數期刊論文將第一、二類研究整合起來運用到個別漢語詩詞的英譯研究之中，如曹建輝（2014）、嚴汪霞，陸振慧（2015）、趙振華（2016）等。這些論文都是圖形—背景理論指導下文學翻譯的初步探索，論證了圖形—背景理論與翻譯研究相結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也為后人進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2.概念隱喻理論在文學翻譯研究中的應用

　　概念隱喻理論在文學翻譯中的應用受到了國內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如康路路（2012）在概念隱喻理論的指導下研究《紅樓夢》詩歌中隱喻的翻譯，提出了一個實驗性的模式輔助研究，并通過實例和論述證實了該模示的可行性，從而對詩歌隱喻的翻譯做出了貢獻。鄭凌燕（2012）指出在《圍城》以往的英譯研究中，概念隱喻的翻譯并未受到重視，隱喻只被視為一種修辭現象，因此隱喻翻譯多從語言層面，而不是認知層面上的研究。因此，作者以概念隱喻理論為框架，較全面地考察了《圍城》英譯本中主要隱喻系統的翻譯策略及影響翻譯策略選擇的因素。安曉云（2013）運用概念隱喻理論，以陶淵明田園詩英譯本為語料，采用對不同譯本進行對比分析的方法，得出隱喻翻譯的策略和方法。

　　此外，還有比較多的文章運用概念隱喻理論進行個別篇章的隱喻的翻譯研究，如劉俠（2014），石亞林（2015）等；還有一些研究運用概念隱喻理論對個別意象和個別映射的隱喻翻譯進行研究，如鄒幸居（2013），鄭凌燕（2014）等。這些論文從理論層面和實際應用層面論證了概念隱喻理論與翻譯研究相結合的必要性。

　　3.圖示理論在文學翻譯研究中的應用

　　與前兩大理論相比，圖示理論在文學文本的解讀中應用較多，在文學翻譯研究中則著述寥寥。極少數學者關注圖示理論在文學翻譯中的應用，如王環（2007）指出現有的關于漢語典故英譯的論文缺乏翻譯理論或語言學理論方面的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王環基于現有研究，以《紅樓夢》為例，在認知圖示理論的指導下，深入分析《紅樓夢》的兩個知名譯本對漢語典故翻譯的處理，探討兩名譯者在漢語典故英譯中的相同點和不同點、優點和不足，進而探討漢語典故英譯的一般適用策略和實現途徑。此研究為解決典故英譯這一難題提供新的視角，對已有成果是一種有益的發展和補充。

　　此外，運用認知圖示理論指導翻譯活動的現有研究成果并不多，在知網上只能檢索到3篇相關論文，分別是徐牧（2012）、陳智勇和王紹舫（2013）等。這些論文都在認知圖示理論指導對漢語文化意象和英漢典故英譯的有效策略進行了有益的探索，然而從深度和廣度上來說都遠遠不夠。

　　四、結語

　　隨著近些年來認知詩學的不斷發展及學者們對翻譯活動認識的不斷加深，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學者開始關注認知詩學和文學翻譯的界面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前人的研究論證了認知詩學與文學翻譯研究相結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具體來說，這些研究不僅從認知的維度幫助我們重新認識了文學翻譯現象，而且為文學翻譯的實踐提供了諸多方法論基礎。然而，從國內外研究現狀來看，認知詩學和文學翻譯相結合的研究起步較晚，尤其是國內，尚處于初步探索階段，不論是基礎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較少。認知詩學這個龐大的理論體系究竟應該如何與文學翻譯相結合，并沒有一個完整的模型，也沒有一個具體的路徑，經研究驗證的具體的翻譯策略和方法也是寥寥。

　　顯然，認知詩學和文學翻譯的界面研究還有很大的挖掘前景和延展空間。

　　參考文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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