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師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狀況的影響因素分析

本文是一篇職稱論文，筆者認為高校教師應合理優化自身的工作時間和休閑時間，尤其應加強其日常的體育鍛煉意識，以提升自身的健康水平。這對于提升高校教師的獲得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引言
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加快建設教育強國?！备咝＝處熥鳛楦叩冉逃聵I的主力軍，長期工作在教書育人和科科研工作擠占了高校教師鍛煉身體及休閑娛樂的時間，使得部分高校教師出現身體透支甚至個別教師英年早逝的現象。目前學術界對高校教師群體的健康問題關注較少，并且主要集中于心理學和醫學等領域，如職業倦怠、角色壓力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大多數的研究往往關注全體居民的健康問題且主要集中在社會學和社會流行病學等方面。如社會學主要從社會分層的視角研究全體居民的健康不平等問題，認為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水平呈正相關關系，但是對這兩個變量間的影響機制卻缺乏理論解釋和實證檢驗。而社會流行病學關注與健康相關的積極或者消極的生活方式對全體居民健康水平的影響，但是忽視了社會結構對生活方式的制約。因此，諸多學者開始對社會經濟地位和健康水平之間的中介機制進行討論，主要涉及壓力、認知感等心理社會學因素，空氣、水、社區等外部環境因素及飲食、煙酒、鍛煉等生活方式因素，其中以生活方式的中介機制討論為甚，集中體現為健康生活方式再生產理論和生活方式轉型理論之爭。健康生活方式再生產理論支持地位束縛假設，認為社會經濟地位越高，生活方式越健康。而生活方式轉型理論則認為社會經濟地位與生活方式之間的關系取決于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
二、文獻綜述
（一）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
自《布萊克報告》發布以來，歐美等發達國家開始持續關注本國的健康不平等問題，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社會學主要從社會分層的視角重點關注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不平等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基本一致認為，社會經濟地位和健康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但是兩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解釋卻存在“社會因果論”和“健康選擇論”之爭。社會因果論認為，個體健康水平受社會結構因素的制約，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越低，其健康狀況越差。而健康選擇論則持相反的觀點，認為健康水平是個體地位獲得的篩選機制之一，健康狀況較好的人才能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反之亦然。盡管兩種競爭性的理論解釋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但是“社會因果論”的解釋力相對強于“健康選擇論”。因此，我們更傾向于以“社會因果論”為基礎，探討社會經濟地位影響與健康不平等之間的關系。國內學者運用“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clds）”和“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的數據均得出與國外學者相同的結論，即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群間存在顯著的健康差異，教育、收入與人們的健康水平呈正相關關系。雖然國內外多數研究支持個體的社會經濟地位決定其健康水平的論斷，但是在高校教師群體中，社會經濟地位的劃分仍須做進一步的探討，以反映高校教師群體內部的社會經濟地位差異。作為后韋伯主義社會分層研究的先驅，洛克伍德在社會分層研究中最重要的貢獻是對職員階層的研究。洛克伍德使用了韋伯所區分的市場地位和工作地位的框架，強調了來源于市場和工作地位的物質回報，以及來源于身份地位的象征性回報對于各個職業的階級位置的影響。他從“市場地位”“工作地位”和“身份地位”三個維度對職員的階級位置進行了概念化操作，用職員在他們階級位置上所表現的獨特社會風貌和行為特征來解釋職員的階級意識的形成。職員階層相較于體力工人有更高的收入和職業保障、較短的工作時長及更高的社會身份和地位。
（二）生活方式與健康
流行病學轉變理論指出，20世紀60年代后，導致人類死亡的主要原因由瘟疫、寄生蟲等急性或傳染性疾病向心血管病、癌癥、糖尿病等慢性或非傳染性疾病轉變。《中國健康城市建設研究報告（2018）》中的數據也顯示，中國由慢性病導致的死亡人數占到全國死亡人數的86.6%。慢性病的發生源于遺傳基因、環境因素及不良生活方式，其中不良生活方式是慢性病產生和發展的主要誘因。社會流行病學主要關注與健康相關的生活方式及行為因素對個體健康水平的影響，認為直接干預離個體最近的、行為的和生物醫學因素將從總體上提升個人的健康狀況。個人維持或破壞健康的主要手段是通過日常飲食、體育鍛煉、吸煙、飲酒等與健康有關的積極或者消極的生活方式。雖然諸多學者對生活方式與健康水平之間的關系做了大量的理論和經驗研究，但是仍存在兩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第一，個人在生活方式上作出的決定是個體自由意志的選擇還是受社會結構的束縛？韋伯最初對生活方式進行分析時指出，地位群體的一個顯著特征是他所謂的“地位榮譽”（或聲望），通常表現為希望歸屬于某一群體（或社會階層）的所有人都期望有特定的生活方式，成為群體的一部分并以該群體的方式或風格生活。由此可見，特定的生活方式是區分地位群體的關鍵指標。社會上處于相似地位的群體在生活方式上也具有異于其他身份群體或階層的普遍的相同或相似性。韋伯用“生活方式”及“生活行動”和“生活機會”兩個生活方式的組成要素來表達他的生活方式概念，個人的生活機會是由其所處的社會經濟地位決定的，生活方式的選擇受個人財力、地位、權力、規范和社會關系的制約。
（三）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不平等的機制研究
國內外已有不少學者對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不平等的中介機制進行了研究，主要涉及心理社會學因素，包括壓力、認知感和社會支持等；外部環境因素，包括接觸致癌物和病原體、空氣、水、住房和社區等；生活方式因素，包括飲食、體力活動、吸煙和飲酒等。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活方式層面的探討上，對于社會經濟地位和生活方式之間的關系存在健康生活方式再生產理論和生活方式轉型論之爭。健康生活方式再生產理論支持地位束縛假設，認為高社會經濟地位人群比低社會經濟地位人群更不容易受社會結構的束縛，從而選擇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隨著社會結構的轉型，我國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和資源日益分化已成共識，不同社會階層的生活方式也存在顯著的差異。教育程度、收入和財富較高的社會上層成員在社區類型和地段、體育鍛煉及生活與消費品質上具有更大的選擇自由，其生活方式也更健康。結合上述全體居民中社會經濟地位與生活方式的正相關關系，我們推測在高校教師群體中，高社會經濟地位的高校教師可能選擇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谝陨戏治?，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上海大學社會學院高校教師獲得感課題組2020年開始的“高校教師獲得感”的調查。本次調查采用多種抽樣方法，抽取了上海、北京、武漢及西安的2527名高校教師進行問卷調查。根據研究需要，剔除了缺失樣本，最終保留了23—65歲的有效樣本1629人。
（二）變量測量
1.因變量
本研究的因變量是高校教師的健康狀況，鑒于高校教師在回答自評健康問題時有可能策略性低報或者禮貌性高報其真實的健康狀況，而且在數據的初步分析階段發現該變量回答“很不健康”的僅有23人，因此，本研究將高校教師的自評健康重新劃分為兩個等級，即將回答“很不健康”“比較不健康”和“一般”賦值為0，表示“不健康”；將回答“比較健康”和“很健康”賦值為1，表示“健康”。
2.自變量
本研究的核心變量是高校教師的社會經濟地位和生活方式。其中高校教師的社會經濟地位操作化為家庭年收入（考慮到中國以家庭為生活中心的社會情境下，家庭收入對個體生活方式和健康水平的影響）、教育程度、技術職稱和行政職務四個指標。家庭年收入變量根據樣本中高校教師2020年的家庭總收入（稅后）的中位數劃分為兩個等級，0表示家庭年收入為“30萬元以下”，1表示家庭年收入為“30萬元及以上”；教育程度變量為類別變量，0表示高校教師的受教育程度為“本科和碩士研究生”，1表示高校教師的受教育程度為“博士研究生”；技術職稱根據高校教師的職稱等級劃分為四個等級，1表示“初級”職稱，2表示“中級”職稱，3表示“副高級”職稱，4表示“正高級”職稱；行政職務根據高校教師的職務級別劃分為三個等級，1表示“無”職稱，2表示“科級”職稱，3表示“處級及以上”職稱；生活方式變量由不良生活方式和日常時間分配兩個指標進行測量。不良生活方式包括吸煙、飲酒和熬夜三個指標，三個指標的測量是分別詢問高校教師“過去一個月，您抽煙、喝酒、熬夜的頻率是？”為了研究方便，將各指標的答案均重新合并為二分類變量，將回答“從不”重新賦值為0，表示“不吸煙”“不飲酒”或者“不熬夜”，將回答“總是”“經?！薄坝袝r”“很少”進行合并，并賦值為1，表示“吸煙”“飲酒”或者“熬夜”；日常時間分配包括個人工作時長、休閑娛樂時長和體育鍛煉時長三個連續性變量。三個變量都是根據詢問高校教師“您平均每周分別花在個人工作、休閑娛樂和體育鍛煉的時間大概是多少小時”得出。

四、數據分析
為了驗證高校教師的生活方式（不良生活習慣和日常時間分配）是否存在社會經濟地位上的差異，本研究建立了logistic模型（表2）和ols模型分別檢驗高校教師的社會經濟地位對不良生活習慣和日常時間分配的影響。
（一）高校教師的社會經濟地位對不良生活習慣的影響
表2中，模型2.1—2.3分別為高校教師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其吸煙、飲酒和熬夜不良生活習慣的影響。從收入來看，家庭年收入與吸煙、飲酒和熬夜的關系均不顯著，即在高校教師群體中，吸煙、飲酒和熬夜這些不良生活習慣并非收入差異導致的。該研究結論與黃潔萍的結論相似。黃潔萍認為，在收入、教育程度和職業三項社會經濟地位測量變量中，職業與教育程度對健康的影響最大，職業與教育程度是影響生活方式和健康的主要因素，影響最弱的指標是家庭收入，體育活動與吸煙飲酒的參與度不主要由于經濟原因造成；從教育程度來看，高校教師教育程度的提升對吸煙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對熬夜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飲酒的影響不顯著。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博士研究生吸煙的幾率比本科和碩士研究生低45.66%（1-e-0.610），而博士研究生熬夜的幾率是本科和碩士研究生的1.349倍（e0.299）。該結論分別支持了健康生活方式再生產理論和生活方式轉型理論。從技術職稱來看，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相對于初級技術職稱的高校教師來說，中級和正高級技術職稱的高校教師吸煙的幾率分別下降了69.94%（1-e-1.202）和65.22%（1-e-1.056）。該結論支持了健康生活方式再生產理論。從行政職務來看，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相對于無行政職務的高校教師，科級和處級及以上的高校教師吸煙的幾率分別上升了78.6%（e0.580-1）和62.42%（e0.485-1）。該結論支持了生活方式轉型理論，但是與技術職稱對吸煙的影響方向完全相反。

（二）高校教師的社會經濟地位對日常時間分配的影響
表3中，模型3.1—3.3分別為高校教師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個人工作時長、娛樂社交時長和體育鍛煉時長日常時間分配的影響。從收入來看，高校教師家庭年收入的提升會顯著增加其體育鍛煉的時長，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家庭年收入為30萬元及以上的高校教師平均每周體育鍛煉的時長比年收入為30萬元以下的高校教師多0.599個小時，該結論支持了健康生活方式再生產理論。從教育程度來看，高校教師的受教育程度與個人工作時長呈正相關關系，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博士研究生學歷的高校教師群體平均每的個人工作時長比本科和碩士研究生學歷的多5.087個小時，該結論支持了生活方式轉型假設，從技術職稱來看，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中級、副高級和正高級技術職稱的高校教師平均每周的個人工作時長分別比初級技術職稱的高校教師多6.556小時、5.719小時和5.877小時，該結論支持了生活方式轉型假設。從行政職務來看，高校教師行政職務的提升會顯著增加個人工作時長，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行政職務為科級和處級及以上的高校教師平均每周的個人工作時長比無職務的高校教師多5.356小時和6.1小時，該結論支持了生活方式轉型假設?？偟膩碚f，高校教師體育鍛煉時長的差異主要是由高校教師間收入差異導致的，而非源于教育程度、技術職稱和行政職務的差異，而高校教師個人工作時長的差異主要是由高校教師的教育程度、技術職稱和行政職務差異導致的，而非源于收入差異。
（三）高校教師自評健康狀況的影響因素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高校教師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會對生活方式產生影響，高校教師的健康水平是否存在社會經濟地位和生活方式上的差異呢？為此我們建立了logistic模型對高校教師自評健康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模型4.1為社會經濟地位模型，在控制變量的基礎上加入了高校教師的家庭年收入、教育程度、技術職稱和行政級別四個核心變量；模型4.2—4.4為不良生活習慣模型，在社會經濟地位模型的基礎上分別加入了吸煙、飲酒和熬夜三個不良生活習慣變量；模型4.5—4.7為日常時間分配模型，在社會經濟地位模型的基礎上分別加入了平均每周的個人工作時長、娛樂社交時長和體育鍛煉時長三個日常時間分配變量；模型4.8為聯合模型，囊括了所有的控制變量、社會經濟地位變量和生活方式變量。社會經濟地位模型的結果顯示，家庭年收入與高校教師的健康水平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家庭年收入為30萬元及以上的高校教師健康的幾率是家庭年收入為30萬元以下的高校教師的1.436（e0.362）倍。而高校教師的教育程度、技術職稱和行政職務與高校教師的健康之間均無顯著的相關關系。這說明高校教師健康水平的差異主要是由高校教師間收入的差異導致的。由此可見，假設1僅在高校教師的收入上得到驗證。
五、結論與討論
借助洛克伍德研究職員階層時提出的市場地位、工作地位和身份地位三個概念，在現有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標（收入、教育和職業）的測量基礎上，我們將高校教師群體內部的社會經濟地位進一步操作化為家庭年收入、教育程度、技術職稱和行政職務四個測量指標，并將不良生活習慣和日常時間分配共同納入高校教師生活方式的測量，使用2020年“高校教師獲得感”的調查數據，考察了高校教師的社會經濟地位、生活方式與自評健康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高校教師間不良生活習慣（吸煙、飲酒、熬夜）的差異并非由收入的差異導致的，而主要是由教育程度、技術職稱和行政職務的差異導致的。體育鍛煉時長的差異主要是由收入的差異導致的，而非源于教育程度、技術職稱和行政職務的差異，而個人工作時長主要是由教育程度、技術職稱和行政職務的差異導致的，而非源于收入差異。收入是唯一影響高校教師健康水平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標。熬夜和較長的工作時長會損害高校教師的健康水平，較長的娛樂社交和體育鍛煉時長則會提升高校教師的健康水平。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顯示，高校教師的收入會通過影響體育鍛煉時長從而進一步影響高校教師的健康水平。
在高校教師群體內部，高教育程度者相對于低教育程度者的生活方式的確呈現出了兩端分化的特征，比如高教育者相對于低教育者更傾向于不吸煙，同時又更傾向于熬夜和較長的工作時長。但是，一方面，在高校教師群體中并沒有出現已有研究中所說的教育程度高的群體仍然沒有擺脫中國傳統的煙酒消費模式的現象。另一方面，高收入教師相對于低收入教師的生活方式并沒有呈現出兩端分化的趨勢，而是僅表現出高收入教師比低收入教師更傾向于體育鍛煉的健康型生活方式，支持了健康生活方式再生產理論，而且體育鍛煉差異是由家庭收入的差異導致的。這說明在高校教師群體中，高收入者不僅并沒有受到西方不良生活方式的影響，而且收入的提升還使他們更熱衷于參與體育鍛煉。除此之外，技術職稱與生活方式之間的關系也呈現出了兩端分化的趨勢，表現為技術職稱越高越不吸煙，同時工作時間越長。行政職務與生活方式之間的關系僅支持了生活方式轉型理論，表現為行政職務越高越傾向于吸煙和較長的工作時長，可能是出于自身工作或者社交活動的需要。
綜上所述，與全體居民的健康水平的影響因素不同，全體居民的健康狀況大多受收入、職業和教育等社會綜合因素的影響，而高校教師群體的生活方式和健康水平更多的是源自一種社會特定群體的個人選擇。收入差異和高校教師群體特有的工作性質對高校教師的健康水平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因此，未來教育制度的改革應當給予教師更為充足的薪酬保障和科研經費投入，為高校教師生活品質和健康水平的提升創造良好的物質條件。與此同時，高校教師應合理優化自身的工作時間和休閑時間，尤其應加強其日常的體育鍛煉意識，以提升自身的健康水平。這對于提升高校教師的獲得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