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論

　　中國古代文學源遠流長，產生了大量的優秀作品，與之伴隨，對文學的研究與評論也有悠久的歷史，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晚清民國時期，西方學術思想大量涌入，引起了學術研究范式的轉變。由于不同的文化歷史背景，東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差異，這使得處于此一時期的中國學者既能夠傳承固有的中國學術，又能吸收借鑒西方學術方法，形成了繼乾嘉之后中國學術的又一個高峰，他們的思想與學術直到今日依然具有重要意義，值得我們總結和回顧。就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論而言，從古至今，具體的研究方法一直處在變化中，難以逐一列舉，但一些根本的原則和思想則是貫穿始終的，把這些根本的原則和思想加以總結闡述，對當下古代文學研究會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一、文獻實證

　　文學研究的主要依據是文獻，包括經史子集四部以及佛道文獻，重點是集部。掌握第一手的文獻是研究得以展開的基礎，沒有文獻的積累，研究是無從談起的。只有在文獻掌握的基礎上提出問題，才能采用適當的方法得出恰當的結論，由此可見在文學研究中文獻的重要性?？急媸俏墨I搜集之后更重要的工作。由于年代久遠或作偽等原因，一手文獻資料并不都可靠，其中存在虛假的材料，這時首先就應該將其剔除出去，然后在真實可靠的文獻基礎上開始研究，否則難以得到客觀合理的結論。比如，《周禮》雖然是儒家經典之一，但其最終成書是在漢代，其中的很多內容并不是周代的，假如有學者不經考辨完全以此為據來研究周代禮制，就存在很大問題。再如《尚書》有古今之分，但都被作為經典而為學者尊崇，宋代朱熹雖明確對《古文尚書》表示懷疑，但沒有定案，直至明清之際，學者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才最終認定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和孔安國《尚書傳》是偽作。在現代學術史上，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抖脑娖贰肥侵袊糯膶W批評史、詩歌史、美學史上的經典文獻，盡管相關研究著作非常多，但人們對其作者和產生時代其實是有疑問的。1994年陳尚君、汪涌豪在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七屆年會上提交《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一文，認為《二十四詩品》并非司空圖所作，此文一出，引起了熱烈討論，因為一旦證實此書是偽書，它的產生時代就會從唐代變成元明時期，那么以往的研究結論有很多將被推翻，相關的研究史也將改寫?！抖脑娖贰返恼鎮螁栴}提出后，既有贊同者也有反對者，到現在已經20多年的時間，還不時有文章探討這一問題，就雙方所持證據來說，都難以使對方完全信服，所以目前只能是存疑。但是，這一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有重要的意義，即它再次強調了文獻的重要性。文獻首先要注重真實可靠，但并不是說凡是偽書就毫無價值。陳寅恪說：以中國今日之考據學，已足辨別古書之真偽。然真偽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偽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蓋偽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如某種偽材料，若徑認為其所依托之時代及作者之真產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偽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為一真材料矣。中國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諸子等經典，皆非一時代一作者之產物。昔人籠統認為一人一時之作，其誤固不俟論。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時之所作，而不知以縱貫之眼光，視為一種學術之叢書，或一宗傳燈之語錄，而龂龂致辯于其橫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學之通識所致。280因此，我們對文獻之真偽不能不顧，但也不要執著于真而對假的材料全部棄之不用。辨別偽書是有一套方法的，明代胡應麟在《四部正訛》中提到辨偽八法，梁啟超在此基礎上總結出辨偽十二法：一、其書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征引而忽然出現者，十有九皆偽；二、其書雖前代有著錄，然久經散逸，乃忽有一異本突出，篇數及內容等與舊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偽；三、其書不問有無舊本，但是今本來歷不明者，即不可輕信；四、其書流傳之緒從他方面可以考見，而因以證明今本題某人舊撰為不確者；五、真書原本經過前人稱引，確有左證，而今本與之歧異者，則今本必偽；六、其書題某人撰而書中所載事跡在本人后者，則其書或者全偽或一部分偽；七、其書雖真，然一部分經后人竄亂之跡既確鑿有據，則對于其書之全體須慎加鑒別；八、書中所言確與事實相反者，則其書必偽；九、兩書同載一事絕對矛盾者，則必有一偽或兩俱偽；十、各時代之文體蓋有天然界畫，多讀書者自能知之，故后人偽作之書有不必從字句求枝葉之反證，但一望文體即能斷其偽者；十一、各時代之社會狀態，吾儕據各方面之資料總可以推見崖略，若某書中所言其時代之狀態與情理相去懸絕者，即可斷為偽；十二、各時代之思想，其進化階段，自有一定。若某書中所表現之思想與其時代不相銜接者，即可斷為偽。前人總結的方法對當今的學術研究很有借鑒意義，除了研究方法的啟示，他們嚴謹治學的精神也時刻提醒著當今的學者。

　　文獻實證的另一個具體表現是年譜編纂，其學理依據則是孟子的知人論世說。通過年譜來顯示一個人一生的經歷和他所處的時代，并把文學作品按照時間編年，就能了解具體作品的創作背景，為作品的解讀建立歷史的根據。但在實際操作中，或者由于材料有限人物的事跡不能完全落實，或者由于考訂有誤造成人物事跡錯誤，作品編年也存在類似的問題，所以有時候運用年譜―作品的方法做研究，容易導致穿鑿附會。面對如此問題，學者就應該多聞闕疑，不要強作解人。可這樣說，并不是不追求史實的準確性，而是為了更符合真實。就實際的研究成果來說，采用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產生了一批優秀的著作，如張采田《玉溪生年譜會箋》、鄧廣銘《辛稼軒年譜》、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等。與年譜密切相關的作品編年也是文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很多作品集的整理都有編年的部分，在實際的研究中，更會處處用到。

　　實證研究的文獻主要是傳世文獻，但隨著考古成果的涌現，地下出土文獻也受到學者的高度重視。20世紀，王國維運用二重證據法進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針對敦煌文獻的新發現，陳寅恪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66在唐代文史研究領域，出土墓志成了近年文史研究的熱點，這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大量的出土墓志拓展了可利用的文獻范圍，學者可借此彌補傳世文獻之不足；第二，出土墓志埋藏于地下，未經后人篡改，其真實性相對較高，可以和傳世文獻對照，對于歷史真實的認識有很大的助益。但若反思這一研究，其實隱含著危險。這是因為如果過分強調出土的新材料，人人以新材料為秘籍，則有可能導致對舊材料的忽視，所做的研究流于新材料的展覽而很難有深度。

　　二、鑒賞批評

　　文學不同于歷史，文學需要靈心賞悟。文學研究者必須具備對文學作品的感悟力和鑒賞力，這和文獻實證的研究方法不同，可稱之為鑒賞批評。古代中國很少有系統嚴密的文學理論作品（《文心雕龍》除外），更多的是對文學作品感悟性的短評，如極具中國特色的詩話詞話等。鐘嶸的《詩品》被譽為百代詩話之祖，其書以三品論人，詩人之間多有源流關系，整體具有系統性，但就其中具體作家的評價來看依然是感悟鑒賞式的，往往通過描述給人一種印象，如流風回雪落花依草等。后世的文論家亦大致如此，王國維《人間詞話》雖引入了西方的哲學、美學觀念，但其形式還是傳統的樣式。在現代學者中，將鑒賞批評這一研究方法運用得最充分的要數錢鐘書的《談藝錄》?！墩勊囦洝芬埠蛡鹘y詩話一樣，分為若干篇，篇與篇之間基本相互獨立，具體內容是對一些文藝問題的論析，雖然也涉及文獻考證，但數量較少，而且明顯不是重點。此外，將鑒賞批評這一方法表現得最明顯的是鑒賞辭典，如《唐詩鑒賞辭典》《宋詞鑒賞辭典》等，此類書對普通讀者而言是很好的詩詞讀本，但此風盛行也產生了大量低劣作品。除了這種集體成果，一些學者也有詩詞賞析之作，如沈祖棻《宋詞賞析》因感受細膩、分析到位，受到學者的一致好評，霍松林《唐宋詩文鑒賞舉隅》也是高質量的著作。

　　鑒賞批評是文學研究的基礎之一，對學者的要求其實是很高的。鑒賞批評不是完全的主觀臆斷，它不僅需要讀者具有深厚的審美積累和審美經驗，而且需要讀者有靈心善感，能夠穿越文字的阻隔與作者進行心與心的交流。此外，讀者還應該具備一定的創作經驗，能夠感知創作的甘苦，知道創作的關鍵所在，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評判作品的優劣，即劉勰《文心雕龍·知音》所言：凡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古代學者的很多感悟性論斷，即使在今天看來也非常準確，這與他們既是文論家也是優秀作家有關?？稍诂F代，由于文體、語體的差異，很多學者已經不具備豐富的創作經驗，以至在古代文學研究中，藝術審美研究一直是比較欠缺的，當然這已經受到學者的重視。

　　文獻實證與鑒賞批評是相輔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廢。優秀的學者都能把兩者結合在一起，從而為學術研究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聞一多是唐詩研究的大家，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績，一方面是因為他本身是詩人，對詩歌有很好的感悟；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在唐詩文獻考訂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朱自清說：他在‘故紙堆內討生活’，第一步還得走正統的道路，就是語史學的和歷史學的道路，也就是還得從訓詁和史料的考據下手。在青島大學任教的時候，他已經開始研究唐詩。他本是個詩人，從詩到詩是很近便的路。那時工作的重心在歷史的考據。聞一多的唐詩研究成果主要有《唐詩雜論》《唐詩大系》，其中《唐詩大系》對所選詩人生卒年的考證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為研究者所信奉。當然，聞一多的代表作首推《唐詩雜論》，從該書內的文章題目就能看出聞一多是把文獻考證和鑒賞批評綜合運用的，如《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岑嘉州系年考證》是偏向考證的，《宮體詩的自贖》《孟浩然》等則偏于文藝研究，但也是以文獻考證為基礎的。明確提出把文獻學和文藝學結合起來研究古代文學的是程千帆。1954年，沈祖棻在她與程千帆合著的《古典詩歌論叢》后記里提到：我們就嘗試著一種將批評建立在考據基礎上的方法。程千帆在《桑榆憶往》中明確說：文藝學在理論上解決問題，文獻學在史料上、背景上解決問題，我所追求的是文藝學與文獻學的高度結合。這一方法有著豐富的內涵：首先它意味著應當把版本?？?、文字訓詁以及名物考訂等一般屬于考據學方法的研究，與批評即與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對文學家心靈的感知很好地結合起來……把考據與批評結合起來的另一層含義，又意味著應當把對作者生平與思想的探索，對作品寫作的時間、地點，作者所生活的時代背景等史實和材料的考辨，與文學的批評結合起來……同時還包含著把考據之外的其它不同學科的知識和方法，盡可能地運用到文學批評中來的意思，如果這種知識和方法有助于說明和解決我們所研究的問題。程先生還提到了文學研究的另一方面，即理論分析。鑒賞批評雖然強調審美和感悟，但也離不開理論分析，否則只能停留在感性的層面，難以有更高的提升。所以，在鑒賞批評時既要善于借鑒理論，又不能被理論左右，要從作品研究中總結提煉理論，而不是用理論來套作品。因此在具體的研究中，如何將文獻與文藝完美結合沒有一定的規定，需要學者靈活應用，其根本目的是解決學術問題。

　　三、文史互證

　　中國古代學術文史不分家，進入現代以后，受西方學術的影響，學科門類逐漸細化，文學和歷史被分為兩科，學者的知識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以至歷史學者不懂文學，文學研究者不通歷史，這給學術研究帶來很多不便，阻礙了學術的發展?；仡欀袊鴮W術史，可以看到一流的學者往往文史貫通，有意識地打破學科界限進行綜合研究，此一方法可概括為文史互證。

　　文史互證的研究方法很早就被學者運用，如漢儒對《詩經》的研究，但有意識地運用此方法并取得標志性成果的古代學者當推錢謙益。錢謙益是明末清初的著名詩人和學者，對杜詩有精深研究，著有《錢注杜詩》。錢謙益將唐代歷史與杜甫詩歌相互印證，落實詩歌具體的歷史背景，并以此來解讀杜詩，同時又以杜詩補充歷史的細節和不足。不僅如此，由于錢謙益也和杜甫一樣經歷了家國巨變，且自己又仕新朝，于大節有虧，對杜詩有很深的感悟，加之他自己又是詩壇名家，深諳詩家三昧，所以在箋證完一首詩后，往往還有精彩的評論，如對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所做的解釋：此詩首言高標烈風，登茲百憂，登高視下，岌岌乎有漂搖崩折之恐，正起興也。涇、渭不可求，長安不可辨，所以首而思叫虞舜。蒼梧云正愁，猶太白云長安不見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貴妃，瑤池日晏，言天下將亂，而宴樂之不可以為常也。錢謙益的詩史互證法對后世有很大影響，不僅掀起了清朝大規模箋注杜詩的風氣，而且它所確立的詩史互證方法幾乎滲透到清代諸家杜詩箋注之中。現代學者中，陳寅恪的相關研究推動了詩史互證的進一步發展。陳先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同時又有良好的文學修養，詩史互證在他的研究中充分顯示了合理性和必要性。陳寅恪此方面的代表作為《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陳寅恪的研究更具系統性，他提出要注意詩歌的古典今事，古典即典故，今事即作者所處的具體歷史背景以及與具體詩文直接相關的史實，并認為今事對理解作品和詩人更為重要。陳寅恪在詩史互證中的著眼點主要在歷史，而非文學，所以他在給友人的書信中說：近日草成一書，名曰‘元白詩箋證’，意在闡述唐代社會史事，非敢說詩也。前作兩書，一論唐代制度，一論唐代政治，此書則言唐代社會風俗耳。在具體作品的分析中，陳寅恪沒有只論歷史不顧文學，而是充分注意了文學作品的特殊性。詩史互證的研究方法經過陳寅恪的發揚，受到學者的普遍重視，也被大量應用到文史研究中，較突出者如傅璇琮。傅先生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唐代文學研究中取得豐碩成果的學者，他的《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等著作在學界有很大影響，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史互證，近年出版的《唐翰林學士傳論》更是亦文亦史的著作。更年輕的一些學者也對此方法情有獨鐘，如張暉在其遺著《帝國的流亡：南明詩歌與戰亂》中就使用了這一方法，并取得了較好的成果?！兜蹏牧魍觯耗厦髟姼枧c戰亂》關注的是追隨故朝的南明士人，這些南明士人以他們的實際行動表現出強烈的家國責任感，他們的思想、情感、心態都蘊藏在詩歌中。作者既通過歷史解讀詩歌，又通過詩歌感知歷史，此一研究對詩史互證這一研究方法的完善和改進有獨特意義，從中也可看出其與此前作者詩史研究的相承關系。從研究方法來看，此書有兩點很突出：第一，資料考訂；第二，詩歌解讀。資料考訂是文史研究的傳統方法，南明時期的文獻非常復雜，不經過一番細致的梳理，難以理出頭緒，更不用說研究。張暉有很好的文獻處理能力，《龍榆生先生年譜》《中國詩史傳統》等著作說明了這一點，就該書而言，作者搜集的文獻量巨大，書中所附《南明詩人存詩考》長達幾十頁，且每位作者下面都有簡介和文集情況說明，正文中幾乎頁頁有注釋，可見作者為這項研究所做的準備甚為充分。在此基礎上，作者考訂編年，以確定具體的詩歌創作背景。考訂完成后，張暉對詩歌進行了細致的文本解讀，以見大時代中的士人心事。該書的詩歌解讀不是賞析，而是努力穿透詞語，注重詩意，揭示背后的人心。如永歷十二年（1658），陳恭尹與何絳前往永歷行在，行至崖門，陳恭尹作《崖門謁三忠祠》一詩，對于其藝術特點，張暉在借用前人的評論之后提出需要強調的三點，其中對第三點崖門的問題解讀得很精彩：首先為了說明崖門的地理狀況，引用了身為廣東人的陳垣對崖門的描述以見此處的艱險；其次指出艱難若此，以至陳、何難以到達行在才是陳恭尹之所以發出如此悲慨的深層原因，故此詩決非憑吊古人，抒發遺民之哀思；最后又指出過去釋讀此詩，似乎沒有人注意到這是陳恭尹奔赴行在的路上所作，所以忽略了尾聯反映出來的不知前途如何的恐懼。而這種恐懼，才是他不愿意去‘讀舊碑’的真正原因。通過如此的解讀，詩歌深層的詩心被展現出來。通過詩史的互證，可以感受到歷史的質感和人心的溫度。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非常多，但就根本思想而言，則不離文獻與文藝，二者都是文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堅實的文獻基礎能使研究者全面把握研究對象，了解研究對象所處的時代環境、社會關系等，為下一步研究做好準備。文學是藝術，研究者要能欣賞、有感悟，要把自己的情感和生命體驗融入其中，感知古代作家的思想與心靈。而欣賞感知的基礎則是對文獻的考證，只有通過考證盡可能還原作家作品的具體背景，才能通達古人的文心。文史互證是跨越具體的學科限制來研究和解決學術問題，一方面用文學彌補史料的不足，借助文學作品感知歷史的溫度，獲得感性的認知；另一方面通過歷史還原文學現場，讓人們對文學有更加真切的感受，能更為準確地理解作品，二者互相輔助，共同推動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